《伤心的政治：袁世凯的宦海残局》以晚清民国的政治生态为大背景，围绕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几个关键点展开叙述：一是袁世凯科场失意，投笔从戎；二是袁世凯在朝鲜捞得政治生涯第一桶金；三是袁世凯小站练兵；四是戊戌政变，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五是担任北洋大臣，入职军机；六是还居退隐，垂钓洹上；七是辛亥革命，袁世凯坐收渔利，揽取临时大总统之位；八是袁世凯称帝，黯然收场。
　　作者尹钛以运思之笔，在繁杂的史实中穿梭来回，将各个事件编织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大戏，其间妙语连珠，巧思似水，延绵不绝，更以精美的文笔，将历史描绘得好看好玩，避免枯燥乏味。《伤心的政治：袁世凯的宦海残局》不仅是一部写人之佳品，更是一部凝聚着作者政治哲学思考的佳作，其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均值得推重。

　　4.危机与转机朝鲜乱局是以中国“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面临的危机，这一番局面，不仅是东西方实力的较量，也是东西方国际秩序观念的大冲突，是附于枪炮之上的西方主权国家观念与东方天朝观念的碰撞。此前中华文明朗朗上口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几场战争之后，念叨的则是“落后就要挨打”了。
　　然而，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有危机的地方就有机会。对庸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对强者来说反而是挺身而出、树立形象的最好时机。庸人之所以为庸人，也许是因为他只能看到危险，却看不到，也没有勇气去抓住危险之中的巨大机遇，所以他们永远四平八稳、毫不起眼。而强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冒险，而且愿意为这冒险承担责任，于是往往冒险成功之后，他们就脱颖而出。
　　看看袁世凯一生的几次巨大跃迁，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危机之中实现的？1894年，在大局糜烂的甲午战后，袁世凯抓住时机掌握操练新军的大权；1898年戊戌政变，袁世凯获得山东巡抚的厚赏，从专任官员一跃而为方面大员；1900年庚子事变，袁世凯更是借机取得慈禧太后和洋人的信任，随后得到直隶总督这个大红印把子，终于可以操纵朝局；1911年的辛亥革命，群雄逐鹿，他更是将大好江山收入囊中，登上了功业的顶峰。
　　这种把握机遇的本能，是袁世凯的天赋，也是晚清其他几个巨头所望尘莫及的本领。这种天赋在袁世凯早年从军朝鲜时就表现出来了。
　　在壬午兵变中，吴长庆等人倾向让闵妃重新掌权，于是设计智擒大院君李罡应，将其迅即移往中国军舰，后送至中国保定软禁达三年之久，以消弭朝鲜内部政治势力的冲突。朝鲜兵乱很快平定，吴长庆军驻扎朝鲜。
　　1884年，这时中国南疆果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仅留三营军队驻防朝鲜汉城，袁世凯是驻军的三位长官之一，任军务帮办统率一营军队，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处心积虑欲吞并朝鲜的日本这时候看到机会，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开化党人勾结发动政变，劫持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的“甲申政变”。这时中国驻军领袖、提督吴兆有急忙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欲待北洋定夺对策，但此时朝鲜与中国不通电报。袁世凯一看，这等紧急时刻，哪里还等得及国内研究之后发指示，力请出战，救出国王。那两位军事长官不肯“擅作主张”，怕承担责任，最后经不住袁世凯严厉要求，决定出兵干涉。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数日，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日使和朝鲜亲日派看大势已去，再不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连忙狼狈出逃。
　　甲申朝鲜一役，若不是袁世凯一人临机应变，敢于负责，力主开战，则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早已脱离中国。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一次胜利，是中国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袁世凯赢得主持北洋大政的李鸿章之刮目相看，就是从这里开始。
　　甲申一役，袁世凯虽然暂时保住了大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权，他自己却反而陷入了困境和危机。但他很快把这危机变成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的困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年轻气盛，遇事专擅，揽权自用，权力欲极为旺盛，不容于当时驻扎朝鲜的其余中国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吴长庆淮军的积年旧部。他被吴兆有等人参劾，理由则是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直气得他大叫“官运恶极”。而且他平定政变后，不经请示即挪用大笔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出手非常阔绰，并且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严厉训斥，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后来袁世凯不得不自己赔付了这一大笔抚恤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反戈一击，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不肯善罢甘休，积极布置，陆续向朝鲜增兵。朝鲜的局势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这时候中国和另一强敌法国的战争在华南正打得如火如荼。刚刚摆平十几年的洪杨和发捻之乱，且又力战收复新疆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拖得奄奄一息，怎么可能再经得起南北两端同时和两个国家开战呢？内外交逼之中，清廷派出吴大潋、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袁世凯。吴大潋出身清流党，向来主张对外强硬，但这一次形势如此严峻，朝廷该如何处置袁世凯？袁世凯在他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第一次面对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
　　这场危机并不关涉到他对军国大事的判断对错，而是关涉到他在中国特有的官僚政治体系中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他破坏了这个体系长久维持的某些原则，让那些靠这个原则而得安宁的人感到不安，以至愤恨。
　　甚至袁世凯最初的赏识者张謇，对袁世凯也不能容忍。在一封致袁世凯的信中，他挪揄道，“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袁世凯对他的称呼，则“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因为袁世凯升迁得太快了，而他这时候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和大权在握的那种得意。当他只是一营前小卒时，他谦恭懂礼，“谦抑自下，颇知向学”。
　　可是一旦大权在握，他就对耆老旧宿颐指气使，张狂跋扈，整军发令免不了对这些长者辞严色厉，这岂非正是典型的“小人得志”。想来，张謇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幕：袁世凯刚刚率队登陆朝鲜时，在路边迎候长庆和张謇，当长庆捻须微笑对张謇说，慰庭不错，不枉你老师推重的时候，袁世凯诚惶诚恐滚鞍下马，连连磕头，连声向长庆和张謇说，谢大帅提拔，谢老师夸奖。这时候的袁世凯真让张謇感到欣慰啊，他怎么说变就变呢？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如此强烈直露，以至于他不顾中国官场一般的交往原则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按照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吴长庆提拔起来的，他就应该对吴长庆保持个人忠诚，可长庆虽是淮军系统出身，却和淮军老大李鸿章在政见和私交上均不洽。以袁世凯的战略眼光，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终其一生不可能取得和权倾天下的李鸿章相抗的地位，而且长庆1884年就病死军中，依靠吴长庆这棵小树，袁世凯是不可能乘到多少荫凉的。所以袁世凯驻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交结李鸿章，赢得他的注意，这是他继续获得权力的必经路途，以袁世凯的为人，他不可能为了吴长庆的知遇之恩而牺牲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

画鬼容易画人难——给尹钛的序 张鸣
楔子 真假袁世凯
第一部 回望中原
科场与疆场
文人与事功
才不才与用不用
危机与转机
大与小
进与退

第二部 千古艰难唯一叛
忠与叛
动与静
凉与热
友与敌
德与行
得失与恩怨

第三部 权力之锋
高与低
上与下
明与暗
钱与刀
真与假

第四部 中华帝国
放与收
内与外
公与私
新与旧
功与过

尾声 忍将功业误苍生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