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病集（史铁生散文新编）》：
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谁想到，我现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梦了。不过，我没有在梦中搂定过宝塔山，“清平湾”属延安地区，但离延安城还有一百多里地。我总是梦见那开阔的天空，黄褐色的高原，血红色的落日里飘着悠长的吆牛声。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变成了一头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矛盾解释得圆满。说是写作者惯有的虚伪吧?但我想念那儿，是真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曾经插过队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们的“清平湾”。有位读者问我，为什么我十年之后才想起写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当时就记录下了许多素材，预备日后写小说?不是。其实，我当时去过一次北京动物园，想跟饲养野牛的人说说，能不能想个办法来改良我们村里耕牛的品种。我的胆量到此为止，我那时没想过要当作者。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后，我才第一次做了写小说的梦。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我也没有等到十年后。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悬念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插过队的人看了，怀疑我是否插过队；没插过队的人看了，只是从我应该有点事做这一方面来鼓励我，却丝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觉跟上吊差不多。幸亏我会找辙，我认为我虽有插队生活，但不走运——我的插队生活偏偏不是那种适合于写作的插队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两种，一种是只能够过一过的生活，另一种才能写。写成小说的希望一时渺茫。可是，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说到最后，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虽然并不见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结论。每当这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幅雄浑的画面在动，心中有一支哀壮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异的编排，都近于嚼舌了。这种情况重复了也许有上百次，就过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如果写下来，读者或许也不会很快淡忘。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我想其中总会有些值得和读者一块来品味、来深思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随想随写，仿佛又见到了黄土高原，又见到了“清平湾”的乡亲，见到了我的老黑牛和红犍牛……只是不知道最终写出来能不能算小说。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盲目。通过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派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乐得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这些说道一点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悟到。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