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始于“沦陷”时期的再度转身
——袁雪芬改革与越剧艺术风格的进一步确立（1942-1949）
这场始于姚水娟的改革为越剧开辟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40年代上半期，女子越剧在上海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前辈艺人想让越剧在上海立足生根的梦想已然成真。然而，随着眼界的开拓而走向更广阔天地的越剧演员，对自身的生存状态逐渐萌生了更高的期待。当沦陷时期上海的特殊处境为她们的追求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契机时，越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挑战，并由此更深地迈入时代与社会的洪流。
第一节 袁雪芬改革的动力、时代契机及其实质
一、马樟花之死与袁雪芬改革的动力
随着姚水娟和樊篱所倡导的改革道路为越来越多的越剧班社所效仿和实行，女子越剧在上海进入了一个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姚当年曾担心越剧家底太薄，剧目有限，长年循环演出老戏，终有一天会令观众看腻。这种忧虑随着新戏的层出不穷，已然烟消云散。早年只能局促地寄身于仅有两三百个座位的茶馆楼上、旅社客厅等简易剧场里的越剧，此时已能昂首踏入卡德大戏院这样有着千人以上座位的大剧场。“场面大，座位多，设计新颖，不但配备布景，而且又有灯光设置，在这里演出，就派头来讲，先胜人一筹。”[ 樊篱：《姚水娟的艺术道路》，《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147页]早年男班艺人闯荡上海时，希望有朝一日能让越剧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立足生根的目标，经过女班演员数年的努力，终于成为现实。
不过，越剧虽发展势头迅猛，但作为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年轻剧种，在当时的环境下，就算想得到如京剧等历史悠久、艺术根基深厚的剧种同样级别的社会认可度，也仍然困难重重。更何况就连京剧本身也仍属新式知识分子所不屑的旧戏呢？魏绍昌曾说，在早年的茶楼演出时期，“偶尔有一位长衫先生在楼下买了茶签，先要东张西望一番，看看附近没有熟人才赶快跑上楼去”，越剧的社会地位之低，从这一场景描绘中便可窥见一斑。尽管从笔者所做的观众访谈来看，从40年代初期起，上海社会对越剧已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度和接受度，其饱受歧视的状况已颇有改善。但应当认识到，社会对于戏曲的成见与定位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转变的；而坐在舞台下的观众，虽然并不排斥和抵触越剧，但绝大多也仍然停留在把越剧视为茶余饭后消磨时光的方式这一阶段。依旧低下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越剧演员在演出日益红火的同时，仍然要同以往一样忍受来自上至政府、下到地痞流氓，外加各种小报记者的刁难和欺压。这样的状况，对于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希望得到社会更多尊重和认可的越剧女演员来说，开始显得越来越难以接受。而1942年越剧红伶马樟花的夭亡，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使她们不得不开始直面自身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承受的巨大压力。
女小生马樟花是“四季春”班继竺素娥之后请来的一任客师，1938年起与袁雪芬搭档演出。因其卓有才华，又得到了唱电台的助力，半年之后即大红特红，被称为“闪电小生”，在戏班中也挂上了头牌。一位烟草公司老板的太太因此看中了她，有意促成其嫁给自己的大学生儿子。在当时的社会上，许多稍有地位的正派人不愿与“戏子”结婚，女演员许多只能给人做小老婆。马为求一夫一妻、明媒正娶的归宿，虽事业正隆，仍然答应了这门亲事，并于1940年结婚。马的这一决定，伤害到了剧场老板等人的利益，这使她屡遭诽谤。小报记者也从中煽风点火，使她的家庭生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马受此打击，郁郁寡欢，得了肺结核，于1942年病逝。[ 参阅章立挥、高义龙：《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5-59页。]越剧史一般将马樟花的死视为因小报污蔑而含怨身亡，虽略感拔高，但无可否认的是：马的经历的确反映出当时均由年轻女性构成的越剧演员群体在社会话语上的绝对弱势地位。这一处境，无疑使得她们相比其他剧种的演员，对于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赢得主流社会更多的尊重和认同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有理由认为，马樟花之死是1942年袁雪芬发起又一次越剧改革运动的重要触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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