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在安东尼·帕奇二十五岁的时候，至少从理论上讲，讽刺如圣灵般地降临于他身上已经两年之久了。讽刺是擦拭皮鞋时那最后一道抛光，刷衣服时那最终的轻掸，智力活动中的“完成了！”——然而，在这部小说刚开始时，他对此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意识到它存在的阶段。你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时常寻思，自己是不是寡廉鲜耻而又略显疯狂，是漂浮在世界表面上的一层薄薄的无耻和污秽，犹如清澈池塘上的浮油一般熠熠生辉。当然，情况也并非尽然如此，有时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相当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既能洞察世事，又会随机应变，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要精明老到一些。
这是他神智健康的状态，此时的他舒畅愉悦，举止怡人，对聪明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极具吸引力。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象未来他会成就一番宁静而又深奥的事业，它的价值将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同，然后，斗转星移，在死亡和永恒之间那片星云缥缈的苍穹中，他将成为幽暗的群星中的一颗。在为此而努力之前，他仍将是安东尼·帕奇——这不是一幅寻常男人的肖像，而是一个与众不同精力充沛的人，他固执己见，轻慢无礼，自内而外地散发出活力——他尽管意识到也许不存在荣誉，但曾经拥有过荣誉，知道勇气的吊诡，却依然英勇果敢。
一个社会名流和他的天才儿子安东尼对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的意识，既来自于他是亚当·J.帕奇的孙子这一身份，也来自于他的家世，他的祖先可以追溯至漂洋过海的十字军战士。这也难怪，不像弗吉尼亚和波士顿的贵族阶层，他们靠的纯粹是金钱，也就只能特别看重财富了。
先来看看亚当·J.帕奇，大家更习惯称他为“十字帕奇”，他早在1861年就离开父亲在塔里敦的农场，进入纽约的一支骑兵团。他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是少校了，旋即进军华尔街，随后在一片忙乱、愤怒、欢呼还有恶意之中，他为自己积累下了七千五百万美元。
在五十七岁之前，他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事儿上。那一年他生了一场病，是严重的硬化症，病愈之后他决定把余生奉献给这个世界的道德重建。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改革家。他仿效安东尼·科姆斯托克的大手笔（孙子的名字就来自此人），发起了一系列打击烈酒、文学、恶行、艺术、专卖药品和星期日剧院等的活动。在那种只有少数人能幸免的阴险霉菌的作用下，他怒不可遏地投入到这个时代每一种充满义愤情绪的运动当中。他在塔里敦老宅办公室的扶手椅上，指挥了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战役，打击了不计其数的假想敌以及各种邪恶势力，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暴怒的偏执狂，让人不堪忍受，厌烦透顶，避之唯恐不及。这部小说开始的那年，他也有些厌倦了，这些战役被他指挥得杂乱无章。时间从1861年缓慢地爬行到了1895年，他的所思所想大都脱不开内战，有时也会想起死去的妻子和儿子，可想起孙子安东尼的时候却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亚当·帕奇早年迎娶了艾丽西亚·威瑟斯，这个患贫血症的三十岁女人给他带来了十万美元的嫁妆，还有一张无可挑剔的入场券，让他跻身纽约银行界。她几乎是雷厉风行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一段华彩乐章好像耗尽了她的全部元气，此后她便在幽冥昏暗的育婴室里销声匿迹了。生下的孩子就是亚当·尤利西斯·帕奇，后来成了多家俱乐部的会员、举止优雅的鉴赏家、双轮马车的驾驶者——二十六岁时，他不可思议地着手写回忆录，题目就是《亲历纽约社交界》。有关该书的传闻不胫而走，出版商趋之若鹜，但他死后的事实证明，这本书极为冗长烦琐，乏味不堪，后来甚至在私人范围内也从未付印。
这位第五大道的切斯特菲尔德在二十二岁上成婚，妻子是波士顿“社交界的女低音”亨丽埃塔·勒布伦。在祖父的坚持下，这场婚姻留下的唯一孩子，取名为安东尼·康斯托克·帕奇。他进入哈佛时，名字中间的“康斯托克”已悄然消失，被扔进了遗忘的深渊，此后再也没有听见有人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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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门肯（作家、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