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
《通俗杂志中的传记》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超越了某一种文化达到了文化间的熔合。他所采用的批判理论的知识框架在德国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同时他所采用的内容分析方法在美国也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学生时代他就尝试建构的“理论力场”的研究方法在本项研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正是批判理论和经验方法在“理论力场”中的冲突与融合，使他超越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双峰对峙的理论困局。一些传播学专家认为，“他的研究体现了批判理论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美好的联姻”②；“是欧洲理论姿态和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相结合的最成功的范例之一”③。不久后，洛文塔尔在伊利诺斯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概述了他“关于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的主张的根本原则”④，进一步规划了文学传播研究的蓝图。
洛文塔尔最初在美国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和阿多诺一样，也是饱受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和美国社会科学传统之间互相冲突的折磨，然而他所具有的开放的理论品格、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对批判理论的独特理解和运用，使他的文学传播研究摆脱了要么像阿多诺那样偏执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要么像施拉姆那样完全陷于美国社会科学传统而不能自拔的境地。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他的文学传播研究中的切磋砥砺才使他认识到“力场”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文学与传播所形成的既构成又变动不居的现实结构，他因此形成了“理论力场”方法论，从而使其文学传播研究方法论逐步走向成熟，实现了从“批判理论”到“批判传播理论”再到“理论力场”的三级跳。
在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力场”中，洛文塔尔对辩证中介的敏感得到了充分显示，他紧扣文本，交叉使用批判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学社会学方法来分析传播者与文本建构，期待视野与文本结构，文学“传播力场”的历史变迁与文学转型等问题。他认为，文学传播活动必须在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和社会理论中被调查。文学传播研究不仅要包括它的传播者、文本和接受者，而且要包括它的文化语境、社会过程和经济关系。他把个体表达、传播媒介和社会制度等都编织到一个独特的网络之中，从而建构了“传播力场”这一由复杂的传播现象所构成的动态结构。在从理论上阐述了“传播力场”的生成机制与构成要素后，洛文塔尔依次梳理了传播媒介、作家、书商、批评家、读者和传播渠道等各种“力”在文学“传播力场”中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变迁。正是通过对文学“传播力场”的历史变迁的研究，洛文塔尔才揭示了西欧文学发展到大众传播时代所出现的文学转型现象。尽管“传播力场”理论可以有效地揭示文学与传播所形成的既构成又变动不居的现实结构，然而仅以此来解释文学传播活动，未免抹杀了文学传播活动的特殊性，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以“理解”范畴来规定文学与传播的关系，从而把“理解”范畴与“力场”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在文学与传播的“理解力场”中规定文学的本质的研究思路。在洛文塔尔看来，“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无论是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文学所发挥的都是一种中介作用，即传播、交流、理解的中介。从“理解力场”的角度看，文学传播活动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理解和共享。因此洛文塔尔才特别重视“理解”概念，试图在“理解力场”中使文学传播活动成为一种真正的理解活动，从而开创了批判的文学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洛文塔尔的学术研究传统与马克思、黑格尔、弗洛伊德、狄尔泰、西美尔和韦伯兄弟等贤哲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其学术观点深深地植根于先贤的哲学社会学传统中；更加重要的是，他不仅继承了德国的哲学传统和人文主义范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美国实证主义的尊重，并且吸收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和美国社会科学传统这两大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被融合的学术传统经过洛文塔尔的综合，不但使他成功地建构了“理论力场”“这种综合方法的成功范例”，而且还建构了“传播力场”、“理解力场”等文学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开创了从历史与社会传播的整体语境着手，对文学进行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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