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仁不让》：
先前有位内阁成员在自己日记中写道：虽然我不大相信参议院已完全堕落，但是我几乎不指望大部分参议员能做到诚信。大多数参议员心胸狭窄、刻板顽钝，根本不适合担当此任。有些参议员是俗不可耐、蛊惑人心的政客，有些则是已经权势在握的富人……[还有些]目光短浅、粗鲁无能，并且盲目拥护某些党派偏见……再早些时候，有位参议员对同事说：“由于我们不可理喻地办事拖拉，人们不再信任我们了。”参议院知道，今天许多美国人都有同感。我们听到别人说，参议员必定是政客，而政客必定只关心赢取选票，而不是关心治国本领或敢作敢为。母亲们也许仍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长大后当总统，但是根据几年前著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她们不希望儿子长大后当政客。
目前对参议院的大量批评和蔑视是否意味着参议院的素质已经下降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在上述三段引文中，第一段是二十世纪时讲的，第二段是十九世纪，第三段是十八世纪（当时参议院第一次会议刚刚召开，正在辩论美国首都应该设在哪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参议院再也不能自夸是勇者的殿堂了呢?沃尔特。李普曼①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认真观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当仁不让》里对政治家和全体选民都作了尖刻的评价：除了极少数可以看作全才或奇人外，取得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尽是些缺乏自信和胆怯的人。他们在政坛上步步高升，仅仅因为他们善于安抚、贿赂、唆使、哄骗或者能够设法控制选民中吹毛求疵、气势汹汹的分子。他们最主要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观点和使命是否正确，而是能否争取民心一一即不在于观点和使命是否行得通并行之有效，而在于发言踊跃的选民是否立即表示满意。
我在“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圈子里生活和工作了近十年后，对参议员尽是些“缺乏自信和胆怯的人”这种说法到底是否准确还没把握。但我相信，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两党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已经使参议院里几乎每天出现的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黯然失色。我相信，参议院整体素质的下降一一如果说已经下降的话一一要比公众对政治策略、妥协和平衡的性质与必要性，以及对参议院这个立法机构性质的理解下降得要小。最后，我相信我们批评了随大流的人一一同时也许批评了反潮流的人一一是因为我们尚未充分了解参议员对选民的责任，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用韦伯斯特的话来说，渴望“把他那孤零零的小船从岸边推向”波涛汹涌、阻力重重的海洋的政治家所面临的困境。也许，如果美国人民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妨碍政治上敢作敢为的巨大压力一一这种压力迫使参议员克制或违背良心一一那么可能就不大会去批评取巧走捷径的参议员，同时更加赞赏沿着勇敢者道路走下去的参议员。
书中提及的第一种压力，一般公众很少认识到。
美国人希望得到别人喜爱，参议员概莫能外。他们的天性热衷于社交，他们的身份也有必要热衷于社交。
我们喜欢与朋友和同事志同道合。我们喜欢赞扬而不是谩骂，喜欢深得民心而不是为人所不齿。我们认识到离经叛道者的道路一定很孤独，所以我们渴望与议会的同事，也即同一俱乐部里的同伴一起遵守俱乐部的规则和模式，不要采取使得其他成员为难或恼火的我行我素的方针。此外我们还认识到，我们在俱乐部里的影响力，以及实现自己目标和选民目标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其他参议员对我们是否尊重。当我进入国会时，有人对我说过，“待人接物之道就是要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意味着不仅需要良好的伙伴情谊，而且要运用折中妥协的方法，对事情随时把握好孰轻孰重，采取妥当的措施。我们不应未经三思就谴责所有妥协行为都会有损士气，因为在政治和立法中并非原则都一成不变或理想都高不可攀。正如约翰。莫利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在政治“这个领域里，行动常常可以退而求其次，而且抉择时总是容易犯错误”。在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联邦政府体制下，立法要求某个人和集团的愿望与周围其他人和集团的愿望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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