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近现代工业经济史论》：
有关开发西北的决议案也纷纷出台。如附有开发西北计划大纲的《开发西北案》《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西北la防经济之建设案》《拟请提前完成陇海线西兰段铁路以利交通而固边防案》《促进西北教育案》等。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开发西北的言论之层出不穷，开发西北的各种计划和决议之连篇累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这是近代西北开发史上未曾有过的。
国民党要人纷纷发表言论，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这就赋予西北工业建设战略意义，一时间“开发西北”形成舆论潮流，一些开发甘肃的新思想、新观念相继涌现。一批有影响的国民党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1929年11月25日，戴季陶在开封谈到国民政府对北方的政策时就讲：“中央对北方的政策，固然在长治久安一方面着想，打算如何发展教育，振兴实业，而在这两事之先要做的就是贩灾。”②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救济陕灾还曾专门向国民党中央全会提过议案，对于西北，亦认为“应先图救济，次筹建设”。而立法院委员覃振在1932年4月25日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也说：“我们在国难期间，最大的任务除御侮以外，就是救灾。”此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在南京地政学院演讲时仍然强调开发西北必须从救人人手，并希望第一迅速完成陇海路，第二迅速成立工赈委员会。⑤至于救人的方法，可分两步。第一步先救济已经流离失所的难民，使他们不致继续死亡；第二步是为兴业，而兴业也有两件事：第一是水利，第二是交通。
此外，舆论界的报道也如火如荼。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晶报》，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晨报》《东方杂志》，南京的《中央日报》《中央周报》，西安的《西京日报》等都多次报道过有关西北问题和“开发西北”的消息。特别是天津的《大公报》对当时的西北问题最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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