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s），196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出生(Minneapolis, Minnesota)，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曾经是个童星、爵士乐师、演讲稿撰写人、失意的创业失败者，也曾赢得美国现场电视节目《Jeopardy!》五次冠军。现在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多次荣获小说类奖项，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代表作《埃及古物学家》《如歌似你》《布拉格》《安洁莉卡》。

　　《如歌似你》是一部以二十世纪的音乐文化和先进科技为背景的浪漫爱情小说，文中精确捕捉中年男女对生命态度的正反两面，贴切描绘出现代男女的恋爱。主角朱利安?唐纳修(Julian Donahue) 深深依赖他的iPod ，他用iPod播放的每首歌，都触发出一段属于他的生命回忆。丧子之后的他与妻子分居，因为音乐陷入了对爱尔兰女歌手的迷恋之中。

　　★阿瑟.菲利普斯，全美当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华盛顿邮报》

　　★对仅知道感受生命的人而言，人生是场悲剧；但对知道如何感受和思考生命的人而言，人生会是场喜剧。《如歌似你》这部小说精确捕捉中年男女对生命态度的正反两面。在全美现今小说家中，阿瑟.菲利普斯可称为是智者中的智者。
　　——《纽约杂志》

　　朱利安·唐纳修的父亲迷恋比莉·哈乐黛的一张唱片。
　　他热爱她的音乐，从她的音乐还是时尚而非潮流（这是乐迷的区分标准）的时候就喜欢。一九五三年四月，他从军队休假，四天后他将前往韩国——天晓得，他把十六磅重的肉体献给了永远僵持的战场，说不定那就是最后所需的一丁点军事牺牲，打破平衡，力挽狂澜，克敌制胜。他搭火车从弗吉尼亚向北到纽约，在银河剧院观看偶像演出。你要是喜欢追踪历史地点的现状，不妨告诉你银河剧院如今是一幢三层楼的香蕉共和国专卖店，最左边更衣室奶黄色的墙上挂着哈乐黛的带框照片。
　　他花了比门票高得多的价钱，搞到三排正中间的位置，早早进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九十分钟，又是摇头又是叹息，半张着嘴笑得停不下来。《我的男人》一曲唱罢，掌声过后，全场近乎于寂静，只剩下窸窣声响，比莉在和乐队商量什么，她背对观众，淡金色的小腿、银色裙褶间的电线和黑色鞋子的系带相映成趣，他想也没想、毫不犹豫地喊道：“《水边》！”渴望炽烈得吓了他自己一跳——“《我走过水边》！”
　　比莉扭头张望。“好像有人说话？”她侧过身，带着喉音淘气地说，剧院里笑声此起彼伏。她转过身，上前两步，抬手挡住聚光灯，眯着眼睛瞅向前面几排座位。“是你吗？”她说的正是他。
　　“是的，女士。”
　　“还挺懂礼貌的，”观众起哄喝彩，“英俊的白人大兵，”她若有所思道。在他多年后的复述中，此刻的比莉微微浮空，女神冷静地打量着底下观众席上顶礼膜拜的他，他的双眼与她的双脚齐平，还不如孩子——完全是个崇拜者。“亲爱的，你要点歌？”
　　“哈乐黛小姐，我可太想听您唱《我走过水边》了。”
　　“说得好听，”她望着他，轻轻偏过头，对乐队大声说，“好吧，弟兄们，漂亮的南方大兵想听《水边》，就给他唱一首好了。免得他去告咱们的状，你们说呢？”
　　他后来经常琢磨，高高在台上的她，能不能感受到自己对他来说犹如女皇。“真的，任何事情。”他这么告诉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字随了一位中音萨克斯手，首张专辑出版于这孩子出生前十年，在定下这个名字之前，他老婆已经否定了——不得不补充一句，第二次否定了——迈尔斯、查理、哈利、迪齐、珀西、伍迪、赫比、泰迪、吉米、莱诺尔、迪克斯特、莱斯特、温顿、瓦戴尔、汉普顿、公爵、伯爵、切特、奈特、汉克、萨德、玛尔、亚特、麦克斯、米尔特、比克斯、若昂和伊利诺斯①），“朱利安，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比莉数完节拍，开始唱副歌之前的词句，伴奏的只有钢琴：“离开市区……”真是难得，这段引子可以略去——绝大多数歌手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段，绝大多数乐手从来不演奏这段——士兵希望哈乐黛觉察到他和别人的不同，比起不那么懂行的点歌者，她格外优待了他。她唱到叠句，唱到曲名那句，贝斯和鼓加入演奏，普通乐迷纷纷鼓掌——他们直到此刻才听出这首歌，一个念头跳进脑海：他乐于为她杀人。歌词里，她在水边等待，盼望爱人的船归来。她唱着他渴望的音乐，在对他歌唱，就仿佛她期盼归来的爱人正是即将远赴海外打仗的他，这个念头在他胸中震荡，犹如刚刚击中目标的飞箭：他愿意为她杀死他左边这个警官，愿意为她杀死右边那个年轻女人。他知道这个念头很奇怪。他并不热衷于暴力，但正如他后来说的，这就是他当时感受到的爱意。他被音乐提升到狂喜的巅峰，俯瞰人世，考虑要不要抹杀众生。
　　悸动过去。唱到第二个八小节，他终于可以静下来细细品尝这份馈赠，欣赏为他献唱的、这位真正的女人。她闭着眼睛歌唱。他望着她闪亮发梢间摇曳的木槿花，几乎能闻到香味。他幻想着在她生命中的某处找到一个他能扮演的角色，在她的黑人伙伴之间他会活得多么自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融入称职的经纪人这个角色，赢得尊重，和乐队痛饮美酒，度过辉煌的漫漫长夜，跟莱斯特·杨或吉米·罗尔斯交上朋友，他和她也许会走上空荡荡的街道，他用皮草披肩围住她的脖子。他们互相偎依，走到街上唯一的路灯底下……他悄声说个笑话，比方说某位乐手朋友长得像短腿猎犬，伴着她温柔的笑声，她的双手抱住他的上臂，压紧他的袖管……今夜在舞台上，她唱的是“星光满夜（stally）”，像是她忘了歌词里是“星光满天（starlit）”还是“漫天夜星（starry）”，于是自己生造了一个词。
　　她唱到过渡乐段，他琢磨自己能不能学个乐器，跟着她浪迹天涯，他担心她持续使用麻醉品的传闻是真的，他还知道这首歌——他的歌——已经唱完了一多半。倒不是说他没听清——他听到了她的每次呼吸，脚踏钹和响弦鼓的每次轻响，贝斯手的左手顺着乐器后颈上下移动，仿佛一只犹豫不定但侵略好斗的蜘蛛，奏出的每一下深邃重击和木质敲击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但歌曲没有把他送进茫然的出神境界，而是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疯狂念头。他幻想这首歌在派对或婚礼上奏响，幻想孩童和宽阔的前院，幻想“和你不无相似之处的男孩”——他这么告诉朱利安。他想着在纽约慢慢变老或者在韩国早早死去，想着学习演奏爵士乐或者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拯救整个连队。她结束了独唱部分。
　　中音萨克斯手上前吹奏十六小节乐段。不是陪着比莉录制了许多经典唱片的“总统”莱斯特·杨，也不是替代莱斯特·杨加入老贝西乐队的保罗·昆尼雪（他的外号是“副总统”，因为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杨的音色），而是昆尼雪的模仿者。这位模仿者的中音萨克斯手被某份爵士乐杂志冠以“白宫发言人”的名号，这让朱利安的父亲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连盖茨、柯恩和希姆斯都比这家伙强，坚持认为他顶多只算是“农业部长”。
　　比莉在过渡乐段重新加入，唱出叠句。一曲唱罢，她睁开眼睛，朝着第三排微笑，使个眼色，向印象中乐迷所在的位置送上一个飞吻，但聚光灯从上方直射，她看不清楚，因此这个吻向左稍微偏离了目标。
　　右边的女人转向他——灯光照得哈乐黛头晕目眩，而哈乐黛让他头晕目眩——仿佛歌手在他脸上的倒影吓了她一跳，她觉得自己也变得头重脚轻了。她顿时隐约爱上了这个那么爱着歌手的男人。“你啊，”她后来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对他说，“一张脸那么开心，但片刻之后，又变得那么哀伤。”（每次被朱利安发现他单独一个人坐着，以为没有人在看他，因为痛楚或回忆而愁眉苦脸，他就会打趣道：“悲伤的脸，哦，太对了，她们就爱这张悲伤的脸。”）
　　他和那女人共度当晚，第二天也是，第三天还是。他有心想擅离职守一周，甚至从此失踪，但终究还是按时登上火车，前往战场。抵达战场一个月左右、负伤仅仅几周之后，战争就结束了。他动了几次手术，先是为了保住那条腿，继而要限制感染范围，接着是保留足够支撑义肢的残桩，最后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完全截肢。“他们一片一片地切掉我那条腿，就像切萨拉米香肠。”他喜欢这么说。“我说啊，萨姆，”他会学着优柔寡断的家庭主妇对肉铺老板那样说，“还是来一磅好了，今晚有客人。”
　　最后一次手术结束，还得继续动手术的阴影尚未消散，某天清晨，他在日本的陆军医院里醒来，见到了一件礼物。护士在病房里装起一台唱机，调到三十三转，把唱片封套靠在唱机背后的墙上：比莉·哈乐黛的特写照片，她举着一只手，用优雅的手势阐述什么歌词，她闭着眼睛，嘴巴张开，仰着脸，一行灰色小写字母标着：黛女士在银河剧院。
　　当时他惨叫得震耳欲聋（余生中他时不时还会这样），偶尔有一两秒会听不见别人在对他说什么，因为集中精神需要他克制自己受苦的声音。就像这次，他只听见一名护士说：“——从巴黎来的。”法国女人把这张唱片送到韩国，朱利安的父亲一直没有机会通知她他受了伤并被送到了日本，这份礼物（她父母的昂方路居所附近有家唱片店，她在橱窗里见到这张唱片，惊讶地听了一遍，然后用黄纸打成包裹，还垫上了稻草防震）跟着这个在行程中一片一片地丢掉一条腿的士兵周游亚洲，先是前线附近的帐篷，接着是首尔和东京，终于来到这个大雪纷飞的城郊。
　　他站不起来，也不能动，于是护士开始播放A面：《紫罗兰配皮草》《乐于忧郁》《那双眼睛》和《我的男人》。《我的男人》正是比莉接受他点歌之前唱的那一首，他躺在床上，在十二月里汗流浃背，头发像新生儿似的贴在脑袋上，内衣透湿发黄，两片嘴唇摩擦蠕动，又一场高烧折磨着他。“……不管我的男人是什么样，我都是他的，永远是……哎呀，这可真好。谢谢你。”掌声雷动，尽管病痛入骨，听着掌声逐渐小下去，他还是有冲动想高喊“水边！”掌声渐渐退潮，化作泡沫，继而消失。唱臂飘过深黑色的空间，走向厂牌的标签：两只黑鸟停在电话线上，变成两个音符。嘶嘶声结束，唱臂回到原点，唱片停止转动，他哭得像个孩子。
　　他拼命召唤护士来给唱片换面，当初躺在柔软的土地上，看着碎裂的骨头张牙舞爪时呼叫救护兵都没这么拼命，喊着喊着他睡着了。晨光中，他再次醒来，吗啡和高烧让他梦到了法国女人，耳边响起《比莉的布鲁斯》，是《我走过水边》之后的那首歌。“早上好，士兵，”新来的护士说，“你不会反对听点音乐吧。再说，开开心心享受一个钟头永远没错。”她说着换了一袋吗啡。《暴雨天》《细柳为我哭泣》和《纽约的秋天》，B面结束。他们截掉了他的过去，不但是他的声音，甚至是比莉唱他点的歌曲。他禁止护士再次播放这张唱片，他扔掉了随唱片寄来的信件——里面温文尔雅地提到了“一场难忘的音乐会”。一个护士把他禁止播放的唱片带回家，很高兴能在鸟不拉屎的日本听点新鲜的音乐，播放的次数太多，终于灌满了护士的耳朵。她时不时地哼唱上面的歌曲。
　　一两周后，护士值班时在他的病房里用口哨吹起《我走过水边》，他醒着，闷闷不乐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护士在一个词的半中间从吹口哨换成唱歌，“—边”，她又唱了几句，有点跑调，模仿哈乐黛那难以模仿的颤音，他心里一阵骚动——不是爱，只是某种暖意，不是因为她，而是她释放出的东西。
　　第二天，护士把唱片带了回来。他醒着，面对窗户，前面的护士按计划帮他侧过身子，以便促进血液循环。护士把唱臂放在B面开始处，他没有看见。唱机嘶嘶作响，随即响起掌声，他听见背后传来自己的叫声：“《水边》《我走过水边》！”接下来剪掉了一小段，然后比莉使劲清清喉咙，钢琴奏响第一个和弦。“从头重新放。”他对着枕头和湿漉漉的胳膊说。“可是宝贝，这才刚开始啊。”护士答道。“求你了。”他说。他又听见了自己的叫声，那声音发自一具完整的躯体，响彻那声音曾经拥有过的每一条肢体。他们把他保留在了唱片上。他的声音很重要，对于再现那段体验——永远无法重复，哪怕只是小规模地重复——必不可少：二十个月之前的银河剧院，一个四月的夜晚，他在那个时代（多年后他对朱利安这么解释，在一九七三年唤起了孩子对一九五三年偏颇的想象）的男男女女之间，深深爱上了比莉·哈乐黛（对于孩子来说，她是歌剧角色或国父华盛顿一般的古老人物，形象模糊），而且身边就站着他未来的妻子，只是自己还不知道，三分十九秒（加上他和歌手的对话）后你将遇见她，随后你将不得不和她分开，随后你的一条腿将被炸烂，一片一片从你身上被切除，连同你对欢乐的信仰一起被带走，直到你再次听见她的声音，彼时你身处医院的病房，隔着脏兮兮的窗户和铁丝网，望着暗褐色的雪景、暗褐色的天空和附近工厂飘来的如云黑烟。
　　这张唱片他搜集了许多份。朋友在欢庆和哀悼的时候送给他当礼物。妻子又给了他两张。他把多余的送给值得交往的朋友，赠予军队里的伙伴。他经常播放这张唱片，在各个纪念日（四月那场音乐会，六月的婚礼，妻子早逝的那一天）播放。后来这张唱片绝版多年，爵士从流行音乐变成了仅供品鉴家享用的门类，他的这张唱片只剩下了两份。
　　后来，朱利安已经记不清父亲做了什么让他那么生气，也记不清他想给老先生什么教训了。肯定是为了父亲好——朱利安记得这句野蛮的咒语如何扰动他的青春心灵。他大可藏起那两张唱片，或者卖给还能赎回来的什么商店——但这只是日后的懊悔罢了。但是，关键就是要让父亲亲眼看见——原因他已经想不起来了——让楼上坐在高窗口轮椅里的父亲看见那两张唱片落进火海，看着火焰熔化黑胶，点燃封套，封面上仰着脸的比莉·哈乐黛特写吐出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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