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1年6月
每当爸爸又不见人影时，我们就去汉诺威街找他。妈妈开着我们家那辆橙色小品托车，带着我们一路慢慢开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朦胧的窗户。一排排酒吧烟雾弥漫，上面喜力兹、百威啤酒的招牌闪烁着，酒吧与酒吧之间有些小巷，爸爸通常把那辆挡泥板凹了一块的通用汽车停在那儿。妈妈最好的朋友——玛妮，坐在她旁边的乘客座上，我挤在后面。玛妮的任务就是盯着外面寻找爸爸的货车，可大部分时间她总在抹粉底，涂睫毛，用遮阳板上的镜子照啊照的，往薄嘴唇上抹唇彩。玛妮最近不知在哪儿看到的，说男人们全都迷南方女人，所以她说话时开始带点南方方言。除了“侬大家”和“呀呼”之外，还有许多外号：梨子、蜜糖饼、小蛋糕。十五岁的我觉得自己早已是个男人了，从她嘴里冒出来的这些食品名字只让我觉得饥肠辘辘。
今晚，玛妮一边拔眉毛，一边说：“梨子们，那是他的货车吗？”
“哪儿？”我说，头伸在她俩中间。我最爱玩“谁先找到爸爸”的游戏，如果玛妮先发现他的货车，我会很生气，因为我输了。
“在那儿，”玛妮说，用指甲敲敲挡风玻璃，“这杂种在那儿。”
我扫视着狭窄的停车场，达特桑、福特、普利茅斯、福特、通用车。一想到接下来通常会怎样，心里“怦怦”直跳，妈妈讨厌酒吧，总是派我进里面去把爸爸给逮出来。“这种地方会浪费掉人的一生。”她爱这样说。
而我呢，我最喜欢到闹哄哄的砖砌山洞里去，里面永远有一股湿木头、漏气啤酒和香烟的混合味道。我喜欢周围花式台球的撞击声、穿紧身牛仔裤的女人，因为抽烟太多，说话声音沙哑，她们与妈妈那光滑、年轻的肌肤、花罩衫和丝光棉裤、羞怯的举止和轻声细语完全不同。虽然妈妈从不上教堂，她却像常去做礼拜的人。她是星期日的午后，而那些女人则是星期六的深夜。每当爸爸看到我，他会用大手拍着我的肩头，把我介绍给他那帮朋友。爸爸在酒吧里像个电影明星，可能是因为他不像其他那些家伙，他没有秃顶，没有大肚腩，也不胖。一口整齐的牙齿，乌黑的头发，肌肉结实，肚子平坦，一年到头他都穿着那件皱巴巴的粗斜纹布夹克，拿香烟的姿势像捏着大麻。趁爸爸结账时，我抓起一把吸管，第二天早上我和利昂·迪塞尔在车站等车时就可以扭它们、折它们玩。有些晚上，我会往我的运动衫口袋里塞满酒浸樱桃和几个绿橄榄，准备送给玛妮。各色水果弄脏我的手，衣袋里染上奇怪的人造红色素，怎么洗也洗不掉。
我想起这些就笑了，妈妈这时打了靠边停车的信号灯，踩下刹车。我们全都眯着眼望着停在马龙尼酒吧和露珠旅馆之间那辆货车。即使现在是夏天，汉诺威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之间还横挂着褪了色的圣诞花环钟和天使，在街道上方飘来荡去。每年的12月，霍利多镇会挂起新的节日装饰，然后一年里任天气慢慢将它们摧残拆零。在细金属丝吊着的金钟下面停着玛妮看到的那辆货车，红银相间，虽然现在已是6月，防滑雪链还挂在轮胎上。“不对，”妈妈柔和地说，这语调她失望时才用，“罗伊的货车挡泥板上有凹痕，而且去年3月份他就把链条卸下来了。”
“亲爱的，”玛妮说，“那家伙早就把他的拉链拉下来了。”
妈妈瞟了一眼侧视镜，把车开回到街上，对这个笑话无动于衷。
“听懂了吗？”玛妮说，“球和拉链。”
我们俩都没笑，再说这一点也不好笑。前两天，爸爸一直处于我们所谓的“狂醉烂饮”中，就是说自打他星期三出门上班后，就再没见过他人影了。
我逮着机会讽刺一下玛妮看错了车。“那些车挂的甚至都不是马萨诸塞的车牌。”我的声音开始变粗了，不像以前那样细，在同龄人中我的声音本来就比一般人尖细，很高兴盼望多时的青春期终于让它开始变得更粗了。玛妮看着我，耸耸肩，好像说她才不在乎，可是我们都知道在这场游戏里她已丢了一两分。
玛妮接着拔她的眉毛，她拔眉毛时，我尽量不打岔。一根又一根，一根又一根。玛妮是那种坚信化妆和珠宝拥有改造魔力的女人，她跟妈妈完全不同。妈妈浓密的烟灰色头发总是用发带束着，整整齐齐；绿眼睛是彩绘文身的那种绿；她的笑容不需要唇膏唇彩；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小小银戒指，上面的那颗钻石不会比婴儿的粉色指甲大。
我们一路开到了汉诺威街尽头，从那里开出霍利多，上了通往高速公路的匝道。酒吧的灯火在我们身后模糊了，妈妈开始不停地看表，可能才想起看看我们搜寻了多久。我望着窗外一排灰色的公寓楼，一家汽车车身修理店，它的停车场上停着五六辆破车。一排整齐的街灯投下白光，我们的车开过去时，车内滑过一片阴影。玛妮打开收音机，也不调台，打开时是什么台就听什么台，也不管在播什么——乡村音乐、摇滚或告诉她她正朝地狱奔去的《圣经》布道——都行。今晚，车里弥漫的是小提琴声，妈妈想着别的，没在意。我伸出手换台，希望能听到红袜队①比赛的最后一局，玛妮挡开我的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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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迈考特，《安吉拉的灰烬》作者
★叙述引人入胜、动人心魄，其中夹杂着对命运、选择和运气的洞见。
——《纽约时报》
★一部令人信服的成长小说……约翰·赛罗斯毫无疑问是文坛令人难忘、自信老练的声音。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