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重要的是去做，没有其他，什么结果都可以。
本书将集中于毕加索一生中的一些亮点进行介绍，而不是重复人们已经熟悉的毕加索著名人生中的人和生活过的地方。与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叙的标准传记形式不同，毕加索在不同地方的生活和创作、按日期顺序排列的作品、画展的时间和地点、展览和出售的情况等将根据本书内容的需要加以介绍，并且根据与我的关注点关系密切程度来决定是否拓展讨论。
我特别希望强调毕加索与他的密友的重要关系。对我来说，与标准传记格式不同，对毕加索与密友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在21世纪对这位20世纪的不朽人物有不同的认识。
尽管毕加索游牧民般的绘画风格变化毁誉参半，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表演家，而且还不是一个特别谦虚的表演家。他说：“上帝没有风格。”所以，为什么毕加索就要有固定的风格呢？在一幅早期自画像下毕加索写道：“我是国王。”或者更简单的说就是“嘿，我是毕加索”。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至少是从毕加索个人的角度，他承认自己的画风不断变化，所以对他画风变化的议论也不是完全没有
道理。
毕加索变幻莫测的见解、艺术表现方法、爱情和朋友可被视为他天才和性格必然的扩展。他的画艺不论是被崇拜，还是被嫉妒、被憎恶，毕加索仍是一个特定的才华横溢的现代主义人格典型，而这种人格又被他具有矛盾趋势的偶像化人生和模式所放大。例如在与朋友的关系中，一方面是他不同寻常的慷慨大方，而另一面是与他对朋友体贴入微明显相反的残酷。
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对毕加索的采访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毕加索的个性。毕加索演什么像什么。无论是扮演刻画杂耍艺人或巫师、弄臣或丑角、大众娱乐的马戏团人物或意大利面具喜剧中的角色，毕加索的一生都处在一个永恒的动态中，打完一场拳击赛后立即登上下一个擂台，出类拔萃，以爱情一样的强烈的热情忘我工作、工作、再工作。“做没有做过的事情，即使以后绝不会再去尝试。” 他自负，虽然不是彻头彻尾的自负。毕加索在与马尔罗的访谈中就表现出典型的“谦虚”姿态，他说： “去他的风格！上帝就没有风格。他创造了吉他、小丑、腊肠狗、猫、猫头鹰、鸽子。跟我一样，上帝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事物，我也创造了不存在的事物。上帝创造了绘画，我也创造了绘画。”毕加索对伪装的强烈爱好不亚于他对女人和工作的狂热，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嗜好更加强烈。我们看到毕加索在一件接一件换着戏装，将所有他有兴趣的角色放在自身之中，有小丑和猴子，也有西班牙舞娘和杂耍艺人。
通过毕加索“蓝色时期”作品中与意大利即兴喜剧中丑角大同小异的小丑形象能够最真实地捕捉到毕加索特定的苦恼和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情感。毕加索与马戏团的关系始终很重要，20世纪初他最初交往的女人中的一个就是哥本哈根蒂沃利马戏团的驯马师罗西塔·德尔奥罗（Rosita del Oro）。杂耍艺人对毕加索巨大的吸引力于2004年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游行”画展中就体现出来，一些画中有1901年自杀的毕加索好友卡莱斯·卡萨吉玛斯（Carles Casagemas）的悲伤面孔。毕加索1917年的作品《巴塞罗那的丑角》和1923年的《丑角画家》（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更显示了毕加索人生与这个丑角人物的紧密联系。让·克莱尔（Jean Clair）在他题为《小丑艺术家》的讲座中描述道，小丑和丑角触及了边缘化群体轻松的一面，脱离了社会习俗中所谓的奇迹和丑陋的一面。 有秩序和无秩序的仪式、创世和与其对立的神话、侏儒和巨人、迷狂和祭祀、平衡和失衡，将天堂和现实生活联结起来。这些就像宗教一词的起源，re-ligere：天空和大地的联结。巫师用骗术召唤死亡。这种纯真和怪异的结合使我们想起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夏尔·波德莱尔一首题为《老江湖骗子》的著名散文诗。在欢快的节日人群前，江湖骗子和杂耍艺人配合着一场精彩的演出。诗人想给这个贫穷的老江湖艺人一点钱，但是人群把他拖走了：
回到家，我依然被这个景象所困扰。我试图解析这突如其来的悲哀。我对自己说：我刚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成功地让下一代人感到愉悦并且比他们还要长寿的老作家；一幅如此的画面：老诗人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人格被贫穷和人们的忘恩负义侮辱，健忘的世人将他扔在无人问津的地方
在各种伪装之下，无论是小丑还是丑角，无论是他所有不同的见解还是不同的风格和题材，也无论是在光环下还是在小报中，毕加索都主宰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和绘画市场。2004年5月5日，毕加索青年时代“玫瑰时期”的作品《小路易》（《拿着烟斗的男孩》）以历史上绘画作品最高价拍卖成交。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描述道，抒情诗般的画面很明显对当代人的心灵具有吸引力。
毕加索过激的情感和被公认的出类拔萃地位可能让他看起来会不在乎友情而让别人崇拜他。他说：“或许除了戈雅，特别是凡·高，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只有情人。” 但实际上，特别是激动人心的早期阶段，毕加索与诗人和作家令许多人羡慕的友情无人能比。在这一点上，毕加索明显不同于其他画家，他珍惜友情，他的朋友也同样珍惜与毕加索的情谊。友情是毕加索非凡的传奇和真正的超常人生的一部分。
不同的传记作家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处理毕加索的强烈情感。伊丽莎白·考林（Elizabeth Cowling）内容翔实的著作聚焦20世纪40年代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毕加索在纳粹德国占领巴黎后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迁居到法国南部。约翰·理查森在他的著名巨著中反复强调毕加索聚焦于身边一切事物的凝重目标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欲望。他看到很多、看得深刻，他征服了所有他看到的：物体和女人、朋友和画布。但是，他一生始终被困扰着的是人生最终所必然的死亡。所以人们或许可把毕加索各种伪装和假象解释为对抗巨大的现实的一种表演。众多的传闻也证实了这种看法，例如对为他的知己、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修建令人伤感的纪念碑的反感，缺席马蒂斯的葬礼。
描述毕加索这些为人熟知的事实是把所有的事物、爱情和风格像变戏法一样合成为一件完美、如果不是奇怪的具有连贯性的艺术品。这件艺术品涉及多个领域和人物，正如作家和收藏家格特鲁德·斯坦很恰当地指出的那样：“情绪化跳跃和勇气”。总而言之，毕加索不是在演出人生的独角戏，他的精通文字的朋友伴随着他的努力，“不让自己慢下来，全神贯注” 。他的早期伙伴有马克斯·雅各布、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皮埃尔·勒韦迪（Pierre Reverdy）、安德烈·萨尔蒙；中期有让·科克托、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安德烈·布勒东、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后期则有不同的作家朋友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勒内·夏尔。当然艺术家也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亨利·马蒂斯。然而正如斯坦描述的那样，毕加索与人为友是因为他们是他所需要的：
他生活在巴黎。他在巴黎的朋友都是作家而不是画家，当他能创作出他所希望的画作时，为什么要画家做朋友呢？
像每个人一样，他需要想法，但不是有关绘画的想法，他必须认识对想法感兴趣的人，因为他一出生就知道如何绘画。
女人在毕加索生活和作品中的角色已经有了应有的大量记叙。人们常说，毕加索每换一个情人或妻子，他的风格也变化一次。总之，毕加索作品中的模特都可以清晰地区分出来，关于这一点也有大量的评论。同样毕加索在立体主义时期与布拉克和马蒂斯的关系也有了应得的论述。1954年马蒂斯去世后，毕加索从此失去了值得并乐于探讨艺术的人。马蒂斯对比自己年轻的毕加索在开始被人们接受的阶段和以后的年代里那种风格和方法持续变化在艺术领域引起的动荡有自己的看法。一些人说毕加索太过分了，如此反复无常。约翰·伯格（John Berger）指出毕加索罕见的不一致性。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则认为毕加索是个惹乱子的艺术家。马蒂斯在毕加索拜访自己后对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çoise Gilot）说：“他来看我，然后再也没有来过。他看他需要看的东西，我的剪纸画、我的新作品、门的颜色，等等。那些是他想看的。有朝一日他会利用这些的。” 关于这一点，弗朗索瓦丝回忆毕加索这样说过：“有可偷的我就偷。”毕加索借或者偷当然是对被盗者一种不错的恭维，因为他比被盗的人更欣赏这些东西。
如此的折中主义和极端的“借鉴”尤其在法国是不会得到赞同的。这种手段被看作对严肃性的背叛。这种从一件事跳跃到另一件事的业余行为刺激了很多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与认真和敬业完全背道而驰。例如，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斥责毕加索的折中主义是盗窃（抢劫）。浅薄、势利、缺乏严肃性构成了毕加索的个性。 约翰·伯格在对艺术和艺术家具有启发性见解的《毕加索的成败》一书中指责毕加索只是在1907到1914年立体主义时期有所建树。批判毕加索最激烈的是皮埃尔·库蒂翁（Pierre Courthion）。他在法国《美术公报》上刊文指出，毕加索“无休止地浪费时间。毕加索在越来越快速演替的思想和风格变化中充满着优柔寡断……这个当代的普罗透斯，这个从巴别塔来的外来户犯了过度的华而不实的大忌。总的来说是过分的随意性”。库蒂翁接着抨击道，毕加索“急功近利的实验”证明他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国人而是一个半吊子。 伊丽莎白·考林就库蒂翁的种族主义一面之词指出：不考虑毕加索流亡的时间，也不考虑毕加索选择生活、工作、最后死在法国这一事实，作为一个西班牙流亡者，毕加索确实缺乏法国人的明确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法国人的中庸之道。啊，这就是毕加索混血人种的本质：秉承犹太-阿拉伯价值观的不安分的后代！
当前研究毕加索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不安分、频繁的场景变化和他多变的激情。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我主要感兴趣的。例如，毕加索众多的生活环境和朋友圈中的人物，可以与西班牙文化中的“文化圈”相比较。毕加索的每个人群和每个环境都是一个篇章，从而将他的艺术创作分成不同的时期。当然，毋庸置疑，每个时期之间没有严格的划分。这些人物、地点和作品不断发展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不止一个界线分明的时期，就如同立体主义通道观念一样，画面的层次从一个滑动到另一个。这一特征显示在1909年毕加索分析立体主义风格的埃布罗河奥尔塔山村风景画中。那一年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帕拉雷斯（Pallarés）邀请他去那里做客。巴塞罗那在毕加索的思想和作品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1889年到1903年在巴塞罗那，是毕加索的早年时期，中心地点是“四只猫咖啡馆”。1904年到1906年在巴黎创业的时期的中心是“洗衣船”和他最亲密的朋友马克斯·雅各布。两人亲密到甚至共享一顶高顶礼帽。这时格特鲁德·斯坦开始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毕加索为她画了一幅非常著名的肖像。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在这个时期是毕加索的伴侣。她的回忆录生动地记叙了他们这段生活。1907年左右是现代派在世界文化艺术上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毕加索的核心是《阿维尼翁的少女》系列作品。在1908年到1915年的立体主义时期，乔治·布拉克和胡安·格里斯一直伴随在毕加索左右。在这一时期，尽管毕加索与伊娃·古埃尔（Eva Gouel）是情人关系，但我认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主要人物。毕加索在临终前还喃喃地呼叫着阿波利奈尔的名字，是阿波利奈尔陪伴着毕加索离开了人世。在1916年到1920年这一时期，让·科克托对毕加索与迪亚基列夫（Diaghilev）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芭蕾舞团毕加索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奥尔加·柯克洛娃（Olga Koklova）。从1921年毕加索开始持续说服雅克·杜塞（Jacques Doucet）买下《阿维尼翁的少女》开始，直到大约1935年，核心人物是安德烈·布勒东。布勒东决心把毕加索拉到超现实主义的轨道上，并且直到1944年他还没有放弃这一尝试。也是在1935年左右，毕加索在拉法叶画廊前偶遇的17岁的少女玛丽-特蕾莎·瓦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进入了他的生活。从1936年开始保罗·艾吕雅是毕加索亲密的伙伴，这个关系一直持续到1944年毕加索加入共产党并且创作了《人和羊》与著名的《和平鸽》。在这一时期，他们目睹了法西斯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的狂轰滥炸。毕加索也对这一可怕的事件进行了艺术创作。同是共产党员的艾吕雅介绍毕加索认识了摄影家多拉·玛尔。之后，她成为毕加索的情人并且拍摄了格尔尼卡事件的各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布勒东是托派，与毕加索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也就在这个当口，毕加索抛弃玛尔转而爱上了弗朗索瓦丝·吉洛。玛尔在毕加索离开她后开始创作和修改有关她和毕加索生活的诗歌。艾吕雅于1953年去世。1954年毕加索开始举办著名的系列画展。首先是一套改编自德拉克洛瓦（Delacroix）《阿尔及尔女人》的作品，接着，在1957年，又改编了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宫蛾》。
这是罗兰·彭罗斯（Roland Penrose）的时期。彭罗斯对1958年伦敦画展和毕加索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关系以及与文艺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的友谊有帮助。毕加索与贝尔的友谊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一直持续到贝尔去世。稍后，毕加索的热情转移到了陶艺和法国小镇瓦洛里斯。在这里毕加索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杰奎琳·罗克（Jaqueline Roque）。毕加索的最后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这一时期表现在充斥着“黑光画”的阿维尼翁画展中。也就是在此期间，安德烈·马尔罗记录了他对毕加索的采访。勒内·夏尔在为毕加索1970—1972作品展目录前言中首次使用了“地中海夏季风中的毕加索”这一用语。这篇前言于1973年5月15日由GLM（Guy Levis Mano）出版公司发行了单行版。地中海夏季风吹到了旺图山下，在这里毕加索和夏尔抗议在此修建核设施并合影留念。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两巨人：画家和诗人。画家是自愿从西班牙流亡；诗人则从非诗歌的世俗世界流亡，如同俄里翁再次降临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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