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
三、政治文化对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艾贝尔和塔拉斯的上述理论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理解拉美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桥梁。该理论最富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另外考察了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面临的三个大的环境因素，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拉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以及长久以来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拉美外交决策和行为不仅发生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地区和国内文化背景下，也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文化背景下，即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一外围性质。综合上述因素，受政治文化的影响，拉美外交政策呈现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西半球考迪罗对拉美外交决策具有强大影响力。诺曼一贝利在一篇名为《作为考迪罗的美国》一文中指出，“'强大'但仁慈的领导人是拉美人在国内追求的一个理想”，“庇护情结”已贯穿拉美几个世纪。但“如果这个政府或考迪罗侵犯了他的自由或私有财产，他便会反抗”。贝利指出，庇护思想进入国际范围，便是拉美国家希望一个强大但并不过分烦扰的庇护主，这个庇护主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国际生活不确定性的危害。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承担了这一角色，20世纪美国承担了同样角色。虽然美国从未把自己称作西半球考迪罗，但从19世纪门罗主义出台以来，美国一直以西半球的保护者和霸主自居，将拉美视为自己天然的“后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泛美体系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形式最终将它在西半球的考迪罗地位制度化、合法化。美国自诩有能力营造泛美安全和稳定，为西半球人民谋取福祉，但实际上，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干涉拉美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这势必不断激起拉美各国的反美主义。
第二，追求主权与自主的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以来拉美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拉美民族主义经历了从克里奥尔人的本土意识和美洲情结，到独立运动领导人的美洲主义思想，再到19世纪末知识精英和爱国者们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推动发展与变革力量的经济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漫长的演进历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从这时起美国日益强大并不断加大对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干涉，拉美民族主义越来越具有反美主义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拉美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并在许多国家掌握政权，主导现代化进程，它们也更多地采取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国有化、地区经济一体化、限制外资、激烈地抨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渗透、多元化等。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