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五辑：战争、组织与理性化》：
其次，“大清洗”后上台的苏共第二代精英与“文革”后复出的中共第八届第二代精英执政能力不同。苏共第二代领导人未参与1917年十月革命，他们的领导地位主要来自第一代领导人清洗后留下的空缺，而非其政治贡献。按照比较一致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是由于他享有崇高威望和具有超群的能力，而是特殊环境下复杂的政治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复出的中共第二代精英都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其领袖邓小平和陈云更是在八大就作为党内少壮派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政治局常委），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不凡政绩。“文革”结束后经过华国锋短暂的过渡，邓小平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乃众望所归。
第三，与苏共第二代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长期担任苏共和苏联最高领袖不同，中共第二代精英核心人物邓小平和陈云“文革”后复出时年事已高，都没有担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而是由较年轻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出任党政最高领导职务。这一权力分配格局有助于邓小平和陈云以一种比较超然的姿态来结束中共的终身制，引入任期制，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半退”的方式，甚至在结束“半退”后仍旧以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为任期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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