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方案的失败
我在第三卷曾经力图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我这里将考察那次革命中所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取代它的各种版本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一失败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下一章将对其进行分析)一起，这一失败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社会主义的抛弃，以及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的最后一种替代性方案所取得的全球性胜利。解释这一失败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意义。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政权将国家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它一旦崩溃，对世界革命的渴望也几乎在世界各地崩溃了。对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很大程度上落空了，马克思主义也仅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悲观分析而仍然有用。
这一失败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同。这个失败是自上而下地发生的，即它起源于共产党改革努力的失败及其产生的危机。对此，我们常用的一个术语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这真的是一场革命吗？相对而言，这一失败中几乎没有自下而上的动荡，除了中欧国家外也几乎没有大众示威游行，除罗马尼亚和民族之间的暴力外也没有什么暴力冲突。因此，本章将给出一个以精英为中心的解释(elitecentered explanation)，这一解释与前几章的解释截然相反。这一失败有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苏维埃海外帝国的终结。接下来的社会转型由两个部分组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和向民主的转变。我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松懈飘摇：1945—1985我在第三卷描述了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两大成就：良好的经济增长、与之相随的对社会公民权的一定提高；以及粉碎希特勒的强大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里没有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专制的政党国家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二战胜利中所产生的保守主义影响，虽然增强了制度的合法性，但却破坏了苏联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不过，在确保领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斯大林降低了压迫的程度。由于他不相信任何人，斯大林依然确保他的下属生活在恐惧之中。虽然他的同事(如贝里亚和马林科夫)知道对古拉格监狱体制和农业进行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却不敢发起改革。斯大林确实在经济事务方面给予部长会议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具有技术资格的年轻党员也可以施展其专业能力(Gorlizki & Khlevniuk，2004)。这个政权向人民让渡最低限度的住房和卫生权利以保证赢得战争(Zubkova，1998)。总体而言，二战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依然艰苦工作，希望斯大林死后生活会好一些。经济增长确实恢复了，到1950年，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而且此后出现快速增长。
重大变化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3年。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压迫减轻了、恐怖降低了、集中营关闭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取消了、对消费品的投资增多了，而且审查也放松了。这个政权坚持进行大型发展工程，如农业开垦荒地工程。这是一个通过开垦边缘地带的干旱草原来缓解农业危机的不成功的工程。更为成功的则是太空工程。这一工程在1957年史普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时达到顶峰，这是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的航天器。其后，尤里·加加林又在1961年进行太空飞行，这又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1960年，赫鲁晓夫自信心爆发，宣称苏维埃将要埋葬西方社会，并许诺在1984年完成社会主义。但是，他飘忽不定的个人行为导致他与很多人疏离，而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受的羞辱导致他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后者出任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去世。
勃列日涅夫扩大了党管干部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可信赖的党员被任命为高级政府官员。政党机构实际上管理着所有的社会制度——从共青团、工会到福利国家——但国家社会主义不再那么集权了。这个政权对非正式网络——私人关系网络(blats)——熟视无睹。在这个网络中，人们进行互惠交换。官员利用他们的职务从事寻租行为，人们为了些许消费品即被收买。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停滞的时代。精英们祥和平静、与西方的关系不断缓和、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布拉格之春”轻而易举地被镇压，而国内的压迫也在减弱。虽然公开的政治异议不被容许，但是高等教育得到推广，知识分子可以阅读更多来自西方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试探政府审查的界限。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其发明创造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半自动化的军事工业设施上；因为大约六万种商品是集中计划定价的，因此经济被过度的集中计划统死了。哈耶克已经发现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与市场经济相比，随着经济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计划经济的信息和协调成本增长得更快。但是在工厂车间里却出现一些松动。迟到和缺席不再被视为犯罪，产量标准很少提高，支付标准也由计件工资转向固定工资(Ellman & Kontorovich，1998：10—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更多的迟到、缺勤和人员流动，以及工厂中更公开的抗议。苏联正变得摇摇欲坠，只不过缺乏动力而已。
工人不需要十分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足够稳定的工作、工资和其他福利。只要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就反抗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现实。但是，这些理想“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因循守旧、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从大众意识中排挤出去了”，反抗因此也就停止了(Kozlov，2002：chaps 12—13；引自pp.313—314)。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世袭的工人阶级的形成使得工人具有一种集体认同感和对立感——工人与管理者相对立的“我们——他们”模式——但是任何社会主义替代方案都为政权所垄断，不值得信赖。工厂车间里存在一些仪式化的、和平的集体行为，而且这些罢工也赢得了一些让步(Connor，1991)。
对白领和管理层的控制减弱了，对各个企业的五年计划和目标也降低了。管理者具有更少的动机努力工作和进行创新，却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寻租以及利用经济利益换取个人支持。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网络通过非正式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政党不再是主要发展计划的传输带，反而成为党员干部的特权；这些干部居住在与世隔离的社区里，拥有乡间别墅，购买他们自己商店里的奢侈品。罗纳德·孙尼(Ronald Suny)讲述了勃列日涅夫的母亲探访他的故事。其奢华的生活令他母亲十分担忧。“怎么了，母亲？”勃列日涅夫问道。“但是，列昂尼亚”，他母亲问道，“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次回来，你该怎么办啊？”(Suny，1998：436)
不平等仍然低于西方社会，腐败问题也不严重，但是在一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两者都很难合法化。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腐败，关于平等问题也存在争论。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设立更多的激励，并在技能的基础上建立不平等，效率将会提高；但其他人则主张，降低不平等将建立集体的斗志，恢复对社会主义效率的责任感(GrantFriedman，2008)。经济增长在当时仍在继续，从1950—1975年间，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是3.8%。到197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达到美国的40%到60%；苏联也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医生和医院床位、更加充分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拥有与相似发展中国家相当的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可以相信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控制会放松，生活会变得更美好；精英们也可以相信这个政权会重受欢迎，重新获得建立某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力。
不幸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在继续，但是增长率却在持续降低；1928—1970年间是5%—6%，1970—1975年间是3%，1975—1980年间是1.9%，1980—1985年间则只有1.8%(Lane，2009：153—154，162)。劳动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速度在衰退。这是一个低效的经济状态，生产出很多没有人想要的产品，浪费了40%的国家财政预算，至少有20%的GDP投向军事发展(而美国则只有5%—7%)。戈尔巴乔夫确认了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而且他还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所预想的两倍，是他首次就职时被告知的两倍(Gorbachev，1995：215)。与美国相比，苏联的军工企业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并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西方银行在东方阵营提供越来越多的投资，但是它本身的出口水平却从未足以还清这些投资，因此对西方的债务也是稳定的增长(Kotkin，2009)。但是，直到1990年，其经济才由于糟糕的改革而出现负增长。如果不进行改革，通过限制普遍的全球化进程，低经济增长的苏联也许还可以存在得更长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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