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祭———关于徐林情诗的咏叹沉思
文 心 刘秀秀
五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1948年2月，《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登载了林徽因写于30年代中后期三组六首“旧作”，把《一串疯话》《你来了》两首颇具浪漫神韵的情诗合为一组，冠名“年轻的歌”，很有一番身世之叹。徐志摩曾把诗称作“一个时代最不错误的声音”:“由此，我们可以听出民族的精神，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竟许影响到人类终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竟许可以开成千上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新月诗刊》创刊号）为此他用尽“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她尝试写诗，甚至鼓励“时代”起来尝试！看已人过中年的徽因燃烧的诗火：热烈辉煌、妖媚动人的《一串疯话》，倾吐早就埋在心底的一串“恋爱”，她几乎忘掉了格律、章式，忘掉了矜持、庄重，一任心曲洒脱奔放、肆意流淌！当人间四月轻轻地走了，徽因还盼着五月的春风，吹蓝天空，吹开丁香，吹红枝头的山红杏的时候，再现他的笑颜——《你来了》，写爱情晓梦般的闪烁，感情线索所连缀着一个个含蓄蕴藉的意象，柔和明快的音韵，袒露淋漓的热情，明朗清纯的色调等等，依稀映现着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的绰约风姿：
你来了，画里楼阁立在山边，
交响曲由风到风，草青到天！
阳光投多少个方向，谁管？你我
如同画里人，掉回头便就不见！
你来了，花开到深深的深红；
绿萍遮住池塘上一层晓梦，
鸟唱着，树梢交织起细细枝柯，白云
却是我们，悠忽翻过好几重天空！
这两性之间超越于爱情与婚姻的率真纯粹的感情呼唤，是挣脱了理性式样的绚丽的精神之光，把疲惫的心从凡俗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直接领略到年轻的生命形态和宇宙的无限力量，和灵魂至深神秘处的真美。
尽管有情人未成眷属，也难得情真，难得情长！
他们从江南多情之地走出来，只有古老典雅的康桥学府给得起美丽的相逢。在雨雾之都，一个青年才俊满足了一个妙龄少女对浪漫爱情所有的幻想，填补了她对诗意生活的所有渴望，可共享一帘幽梦。一个世纪前错综复杂的社会境遇，一众族亲、至亲的牵扯关联，让一对家世显赫的才子佳人有了交集，又不得不各自分离而去——从一段初恋里仓皇潜逃，徽因怅然心痛，悄然落泪，徒留风流才子在康桥上只影徘徊，忧郁失魂；作为诗人丰富敏锐的感觉，和个体生命中相异的成分——激情与理智，更几番生离死别，在匆匆的短暂生命里遽急地结束了。无论英伦或北京城，一把油纸伞如何挡得住俗世烟雨？徐林的感情注定只能依靠信仰和诗意结成连理，而无法在现实中寻求世俗婚姻的成全。在精神领地寻找皈依，在彼此的诗文中永存，是最好的必然选择。他们应该庆幸自己英姿勃发、才华横溢，能够互为彼此而开始写诗，“完美的遗憾，动人的悲伤”，最终成就了共同“诗意的信仰”。
从林徽因诗文的素质里，总可以获得反观徐志摩的合理性质。他们有太多东西是相契合的，灵动、纤巧、个性、韵味，生命的实现、本真的思索和美的发现，也都喜欢把诗的旋律埋在记忆深处……徐诗更多青春艺术的内涵，强调新的生命活力、爱的激情澎湃，表现理想化、个性化的灵魂情状和一颗积极活泼的心在爱与美面前的颤动、欣悦。徽因则更多关注灵魂的沉静状态和死亡的极终思索，她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包含着比志摩更多的理性与智慧——很大意义上是基于他的死亡馈赠。徐是一涧“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的瀑流，徽因则像一条唱歌的小河：“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我是个旅行者的时候/你，田野，山林，峰峦。”（《人生》），飞瀑入河，最终殊途同归，相汇于海。
无论怎样，
颠倒密切中牵连着
你和我，
我永从你中间过。
我生存，
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
则是我胸前心跳里
五色的绚彩
但我们彼此交错
从未彼此留难。
时在1926年元旦后不久，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讲演，向孩子们展示了凌淑华赠送的一幅小画：一个小孩子在海边沙滩上独自玩耍，赤脚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劲把它往沙里栽，左手提一把浇花的水壶，壶里的水正一滴滴地往下掉着，不远处，就看得见海里翻动着的波澜：
画里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几滴淡水想维持花的生命，我们一群梦人也想在现在比沙漠还要干枯比沙滩更没有生命的社会里，凭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几颗文艺与思想的种子，这不是一样的绝望，一样的傻？想在海沙里种花，想在海沙里种花，多可笑呀！
在新诗的沙滩上，种花的孩子不就是徐诗人本身么？他甚至列举耶稣被钉十字架视死如归的坦然情景，以为不可动摇的信心正像在海沙里种花的孩子一样，一个单纯的信仰，一点烂漫的童真，“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精力与勇敢与灵感”……徽因多次称赞与志摩个人性情紧密相关的“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单纯的浪漫的天真”和“心中之所诚”：他对“单纯的信仰”的追求和“诚恳的尝试”，“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他“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他“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他那“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的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等等。徽因走进现代新诗的圣坛，是受了徐志摩的感召和引领，用情诗抒写恋爱、袒露心声，或含蓄蕴藉，或大胆迫切，皆是对内心真实情感的护佑，是对徐那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的回赠，也是对徐之精神人格的继承、发展：“写诗，或又可以说是自己情感的，主观的，和所体验了解到的和理智的客观的所体察辨别到的，同时达到一个程度，沸腾横溢，不分宾主地互相起了一种作用，由于本能的冲动，凭着一种天赋的兴趣和灵巧，驾驭一串有声音，有图画，有情感的言语，来表达这内心与外物息息相关的联系，及其所发生的悟理与境界。”（《究竟怎么一回事》）徐林之写诗具有天生的契合，他们的艺术选择，体现诗歌“本质的醇正”，是“在政治派系和文学思想激荡奔腾之际，在远离政治漩涡的北方学府，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在吟咏人性的常态变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杨义文存》）的京派文学风气。
这得回向彤霞满天、柳姿妩媚的康桥。昔年于此见娇娆，当绿油油的参差荇菜从河底的软泥浮起在水面，色泽光润而轻灵地摇晃，晚照余晖洒落下来，于水的回流中共舞，迷人的舞姿，逍遥的韵致，不禁催促诗人许下重愿：“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当然，水草摇曳起舞的彩色波鳞，它“不是清泉”，而是立下永约的神圣之所，“是天上虹”。当初徐林共同地热爱着英国的浪漫派文学，尤其对华兹华斯式的抒情诗歌理论、创作有一种痴情的迷恋，在百年前的剑桥诗人们吟咏自然、人生的美妙歌谣之地，他们热切希望发挥横溢才华，尽心竭力地去开创一脉属于“五四”之后的中国的浪漫诗歌风潮，甚至可能具体到了模仿湖畔诗人的友爱情怀，出版一本他们的诗歌合集——中文版的“抒情歌谣集”！这就是他们的临水誓盟，《圣经》之中作为永约标记的“虹”，也成了他们的梦的符号。
他乡遇知音，志摩从一开始就信任徽因有惊人诗才，十六岁的纯情少女，一弯笑眼，能动能语，诗人独到的慧眼读出了她与生俱来的美丽和灵性，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才信誓旦旦地约她去共同创造中国未来的浪漫诗派。在20年代的剑桥大学，作为理想的与现实的灵感女神，徽因唤醒了徐飘逸、灵动的诗意和纯真、和谐的人生范式，成为诗人心里永恒的素材、梦想的寄托，他甘做她裙边的一株小花，在康河，即在她的盈盈秋波间做一条水草，为此写下无数动人心弦的情诗；到30年代的北京香山，爱的灵感又催生了一位生于李清照埋骨之所的杭州女诗人，在女性沉寂千年的诗词长空，她同样擅长于纤微细巧的角度去观照人世情景，风格清新、文心细密而情思真挚，把真实人生的悲伤和喜悦安排在一个回忆的世界中，体验辗转于时间洪流中的生命挚言。可见十年生死间，徐林确曾齐心合力地为“彩虹似的梦”奋斗过。柯勒律治曾归纳过的华兹华斯诗歌的六大优点：一、语言极度纯粹；二、思想感情明智而强烈；三、每个诗行、诗节，既有独到之处，又有力量；四、忠实于自然的形象；五、沉思之中包含同情，深刻而精致的思想中带有感伤；六、想象力丰富；透视他们的诗，尤其志摩诞生于康桥时期的作品，竟完全合得上！一切仿佛宣告了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来临……昙花一现。1924年林徽因彻底斩断了与徐志摩的感情纠缠，而与梁思成远赴美国求学，劳燕分飞，重洋远隔，1931年后随着徐志摩突然地“飞”走了，更隔蓬山一万重，中国新诗圣坛上刚刚喷涌而起的浪漫热流渐渐地冷下去、静下来，很少有后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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