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学思欣录 张晋藩自选集》：
其六，并合论罪从重。按唐律，“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屡发而重者，合并沦罪”。如一罪先发并已做出判决，而后又发现余罪，如罪刑相等，维持原判；不等，则从重罪更行改判，以加强对严重犯罪的打击。
其七，类推。凡“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人罪者，则举轻以明重”。而且明确规定，“犯状既多，故通比附”。类推原则的适用取决于司法官的法律意识和利益追求。为了防止滥用类推，特别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但是，转相比况的结果使得法网更加严密，也更便于司法官吏借此谋私。
其八，化外人有犯的处理原则。由于唐朝同周围许多国家有频繁的贸易关系，当时居住和往来中国经商的天竺、波斯、中亚、南洋及犹太人大约十余万人。为了调整在贸易或相互间发生的纠纷，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所谓化外人，《唐律疏议》解释为“蕃夷之国”之人。按唐律，凡属同一外国人之间的诉讼，依其本国法律处理。不同国人之间的诉讼（包括同中国人的诉讼），根据唐律加以裁判，这个原则既尊重外国人所属国家的法律，又从审判的角度维护了司法主权。
封建时代的注释法学其实就是刑法学，它代表了由唐迄清法学的主要成就。《秦简》中《法律答问》是官方注律之作，对于刑名的确定、刑罚的尺度、罪与非罪的判断都做出了解释，代表着早期的注律水平。两汉时，私家注律开始流行，儒家大师既讲经也注律，律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不仅如此，说经解律还开拓了一条引礼人法的路径。魏晋时，复由官府掌握注律，而且逐渐摆脱对经学的附庸，从法理上注律，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唐《永徽律》制定后，奉命纂写的疏议是官方注律之大成，为执法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代表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的成就，不仅对后世影响深远，也蜚声当时的世界。至清朝，为了在广大疆域内统一适用《大清律例》，提倡官、私并举注律。上至大学士、刑部尚书，下至州县长官，竞相注律。尤以刑名幕友构成了一支私家注律大军。注律成果之丰、形式的多样，均超过历代。正是由于“重刑轻民”的传统使然，才使得注释刑律的律学辗转相承，各领风骚。如果说罗马以私法学著称于世，那么，中国古代的私法学也当之无愧地傲然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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