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统治型的。统治型政权的核心就是如何维持统治地位。不可否认，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孕育出了令早期传教士津津乐道的官僚体制，但是，任何丰富的东西都不足以掩盖这一政权的统治属性。正如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周振鹤所言：所谓汉唐盛世不过是衣食不至于过度贫乏，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足安康。
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的变革。近人曾经认为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是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实，这亘古未有之变局不在于东西两个世界的相遇，其要害在于这一变局逐渐孕育出了与古代政权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型政权。从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无不证明近代的变革完全不同于古代以更换皇帝和主人为目标的起义和政权转移了。革命是以崭新思想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其关键点在于革命的教义和思想。这一教义和思想与古代统治型政权的内核是格格不入的。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在充分汲取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吸收了传统制度的一些要素（如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但其属性完全是开新的，不是从旧的。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之父.缔造了中国迈向现代民主和共和的政治起点。尽管这一共和政权是短命的，但它所具有的开新的一面是以往任何一次政权转移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将革命型政权与统治型政权彻底割裂开来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改造与重组。毛泽东依靠其独到的政治智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型政权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阶级理论、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政党理论以及军事理论等重要思想资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政权所具有彻底的开新属性。
统治型政权的属性在于如何维系统治地位，革命型政权的属性在于如何求取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现代国家的建立。两者奉行着完全不同的延展线路，追寻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承担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使命。这一政权属性的改变可以与西方近代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变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促成了中世社会的终结和现代社会的突破。
革命型政权得以奠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执政方略逐渐转移到了革命后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程之中。这就是当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战略选择，即推动从革命型政权向发展型政权的转变。尽管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进程夹杂着革命的色彩，但其总体趋势是遵循了革命后发展的总体规律的，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完成，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即便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始终没有停滞过。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发展型政权的存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左”倾力量的日益强化逐渐中断了当代中国发展型政权的延展，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逐渐脱离了构建发展型政权的轨道。当“革命”的烈火燃遍整个中国的时候，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也逐渐中断了。从发展型政权向革命型政权的复归，使中国的经济体系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一历史进程显然是违背“革命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了中国迈向发展型政权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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