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洪，1965年出生于浙江嵊州，1986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04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1992年加入中国民盟。现为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在美国史汀生中心、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佐治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防分析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联合国与国际安全、中印关系、美印关系、亚太地区安全等。主编《政治学导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亚洲的多边主义》、《金融危机与亚洲国际关系》、《亚洲国际关系的重构》等。主编“复旦联合国研究丛书”，已出版《联合国研究》、《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与文明对话》、《联合国发展报告》、《中国、联合国与全球治理》等。曾主持多项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目前主持教育部《联合国发展报告》和《中国与联合国》研究项目。

　　《联合国与南南合作》是首届联合国研究青年论坛获奖论文集。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阐述了联合国与南南合作的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南南合作的动力、新型南南合作、中国的发展理念、全球互联网治理、金砖国家、创意产业、公私伙伴关系、保护的责任等。这些研究反映了联合国与南南合作中的若干新课题和新趋势，对于我们把握南南合作的特点和意义，利用创新南南合作推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新倡议，并利用南南合作与联合国可发展议程相对接，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中国与新兴国家间合作：南南合作的新动力联合国与南南合作

　　邹志强邹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联合自强、寻求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其理念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力量与实际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式。当代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突出因素，新兴国家逐步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球性力量，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力量与利益的核心代表。全球经济格局与经济治理经历着持续而深刻的变革进程，新兴国家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及其治理变革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国家群体的发展日益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新兴国家间的合作也成为推动当今全球经济增长与南南合作的新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南南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革，新兴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态势日益突出，逐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旧有格局。对新兴国家的研究和界定存在不同的方法和结论，没有获得一致认同的衡量标准和名单，范围与数量不一而足。有的认为新兴经济体只有20余个或10几个，也有的将所有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均列为新兴国家，认为多达133个。方晋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理论、影响和政策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有的认为新兴国家具有经济、政治和历史三重内涵，得出新兴国家的数量为17个。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其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第69页。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政府间权威国际组织和八国集团、欧盟、二十国集团（G20）以及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和跨国企业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兴国家做了某种划分和界定。一般来说，新兴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和现代化水平，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也是全球资本的重要汇聚地，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或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代表性，具有较大的国际认可度等，包含了亚非拉地区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也成为全球经济体系转型的突出影响因素。

　　当代西方国家整体实力出现相对削弱迹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抓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迅速增强了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2页。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国家拥有的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更快的经济发展势头、巨额的美元资产或丰富的能源资源等条件和相对快速的复苏备受世界瞩目。近年来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多个报告中明确指出，新兴国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与G20地位的凸显也为新兴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转型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和主要平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墨西哥、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即E11）在G20中占有重要席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新兴国家特别是E11在总体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大宗商品市场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方面已经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G20中E11的经济总量达到227万亿美元，约占到G20全体19个主权国家和世界经济总量的386%和307%，金砖五国GDP已占全球总量的213%。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2014新兴国家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超过一半，特别是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近年来，新兴和发展中国家GDP所占全球份额的比重达到40%左右；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比例也达到四成左右，在货物贸易领域占比更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FDI流量更是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占全球的50%以上，新兴国家已经日益崛起为国际投资市场不容忽视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第二，新兴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及其治理变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与议程设置能力不断提升。

　　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逐渐超出了西方国家与G8所能控制的范畴，新兴国家在自身实力增强的基础上强烈要求提升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正是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写了全球经济版图，推动全球权力格局朝着均衡民主方向发展，进而带来了全球经济结构转型与治理机制的变革，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与治理变革的主动推动者。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与新兴国家的推动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经历了从“G7时代”到“G20时代”的重大转变，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页。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结构变迁。李因才：“结构变迁与治理制度的演化：从G7到G20”，《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4期，第101页。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国家纳入进来，顺应了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大趋势，使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单一治理走向全球多边治理，扩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民主性与有效性。IMF通过与实施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将份额和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也与此类似，由此新兴国家获得了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部分份额与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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