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冷战缓和前夜的1971年南亚危机是检验美、苏、中战略大三角之存在基础的一个“实验场”。本书是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转型时代一次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此次危机不仅造就了次大陆的新政治格局，而且也对美、苏、中三大国的对外战略以及战略导向影响下的大国关系调整产生深远影响。在处理美巴关系、应对南亚危机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以现实主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政治哲学。对叶海亚政权的“偏袒”实质上体现了尼克松政府南亚战略安排的结构性紧张：全球战略理念与地区主义考量的矛盾；现实政治选择与冷战道义目标的矛盾。
　　《1971年南亚危机与美巴关系》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第1、1971年南亚危机具有地区冷战事件的“本土性”特点：即在以猜疑、不信任、仇恨与隔阂对立作为共同特点的国家政治、地区政治氛围中，西巴军人政权与孟加拉族裔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与印巴国家对抗构成双重联动效应，使得危机进程逐步滑向高度暴烈性的战争。
　　第2、通过对1971年南亚危机地区根源的考察，展现了美巴两国在利益诉求上的互补性。叶海亚·汗政权所代表的西巴军人统治集团需要通过与美国的结盟来达成两个目标：第1、在国家内部权力分配关系面临宪政民主与民族分离主义双重威胁，而政权自身难以有效应对的情况下，借助美国之力巩固起其政权统治；第2、借助美国平衡印度的扩张欲望以及苏印联合对巴基斯坦构成的安全威胁。对于尼克松而言，尽管知道西巴、东巴的矛盾是由叶海亚·汗军人政权的政策失误造成的，而且东巴的政治独立难以逆转，但是以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总体战略目标与核心国家利益为基点构筑南亚危机的因应政策是尼克松政府应对危机的根本出发点，“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由此浮出水面。
　　第3、作为决策者的尼克松—基辛格“二人团队”在应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过程中是以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总体战略目标与核心国家利益为基点构筑南亚危机的因应政策。具体影响危机政策的因素包括：其一、以处理南亚危局为契机，力促中美接近；其二、支持巴基斯坦这个“旧时”盟友，彰显美国在战略收缩之时，在对盟国安全承诺方面不打折扣。
　　第4、美国的危机政策与尼克松主义出台后，美国在南亚的利益存在与实现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战略收缩是尼克松主义的主要方面，但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维护美国的阵地，使收缩“不会削弱，反而加强美国”是它的另一面。这样一种内在特质反映在尼克松对南亚的战略安排上即表现为“退却但不脱身”。南亚危机期间，尼克松政府对巴基斯坦采取“偏袒”政策，从尼克松主义的特定内涵来看，这一政策的出台是美国全球战略和在南亚的实际利益诉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主义战略视角决定了美国在危机期间对巴基斯坦采取“偏袒”政策，但地区实际利益诉求却制约着“偏袒”政策的适用限度。
　　第5、发生在冷战缓和前夜的1971年南亚危机是检验美、苏、中战略大三角之存在基础的一个“实验场”。此次危机的特定意义在于它是与转型时代的冷战体系密切相关，不仅深受大国战略调整的影响，而且也在转型时代的全球冷战中留下自己的特殊印记。
　　通过上述研究，本书得出以下观点。
　　第1、以1971年南亚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可见，促使南亚危机爆发的内在诱因有两个：首先、西巴与东巴之间在巴基斯坦“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关系上的冲突与对立；其次、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国家理念水火不容之下，国家间权力分配关系合法性的缺失。因此，在以猜疑、不信任、仇恨与隔阂对立作为共同特点的国家政治、地区政治氛围中，西巴军人政权与孟加拉族裔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与印巴国家对抗构成双重联动效应，使得危机进程逐步滑向高度暴烈性的战争。
　　第2、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南亚危机中采取“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是处于战略转型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总体规划在地区层面的延展与实践。南亚危机不仅是次大陆冷战“本土性”的体现，也是大国在对外战略引导之下对次大陆的权势斗争与战略竞争。大国究竟支持危机冲突的哪一方，反对哪一方使南亚危机呈现出地区危机的国际化特征和“大国冲突的地区性”特征，地区冷战的国际性鲜明体现。
　　第3、借助“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论分析可见，印巴之间的“本土对抗”和区外大国的“渗透”是决定孟加拉独立建国的关键因素。在“本土对抗”层面，印度具有对巴基斯坦的力量优势。而区外大国的“渗透”程度则是由美苏中三大国因为“大国南亚困境”的掣肘，“利益”、“实力（尤指军事实力）”与“大国介入地区危机的程度”三者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所决定。1971年南亚危机的结果不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但也不是脱离外部力量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