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史称“康梁”，是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又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清代学术概论》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经常受学生邀请举行演讲，《梁启超清华大学演讲录 为学与做人》即为梁启超先生的演讲录。据亲身听过梁启超先生演讲的梁实秋回忆说：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梁启超清华大学演讲录 为学与做人》：
　　三日，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凡官吏以公事致书于部民，其简末自署，必日：汝之仆某某。盖职分所当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护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唐韩愈之言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一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竞如是其赘旒而无谓也。吾一不解夫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竟当尽诛而靡有孑遗也。今使有豪奴于此，夺其主人之财产为已有，而日主人供亿若稍不周，行将鞭挞而屠戮之，虽五尺童子，未有不指为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异是乎？而我国民守之为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议焉，更无论驳词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日：“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我国民所以沈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一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作，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隶而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既不敢爱不能爱，则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则褰裳以去，别投新主而已。此奴隶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
　　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义者即已如凤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远，此所以流失败坏，极于今时，而后顾茫茫未知税驾于何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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