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困 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
冷战后，在经济相互依赖愈益加深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为显著特征的国际主流社会外交文化影响下，在“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示范作用带动下，英国、日本、法国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重新审视各自国家形象问题的基础上，对既有公共外交战略进行调整、创新，最终，公共外交以新外交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振兴。因此，各个国家不同程度上的国家形象问题或曰需求，成为它们启用公共外交战略的直接动因。之后，这些国家积极运用公共外交，并依据各自的理解而不断加大公共外交力度，这进一步证明“公共外交能够提升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
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加剧了“西风东渐”的势头，公共外交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传入中国。但直到“9·11”事件之后，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引领的公共外交全球性兴起潮流显现之际，公共外交才引起中国学界的集中关注和研究。新世纪以来，通过“非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及其他重大媒介事件，在应对严峻的国家形象危机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愈益确信“公共外交能够提升国家形象”。在2009年7月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公共外交被正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此后，涵盖文化外交、人文外交、媒体外交、跨文化交流等形式的、与时俱进的对外宣传——中国公共外交，迎来发展新机遇、进入发展新阶段。
当前，公共外交浪潮已席卷全球。这一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有：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公共外交能够提升国家形象”这一论断已经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现代外交获得新发展，公共外交成为新方向，良好国家形象的建立和推广有了新办法；另一方面，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自大力推行公共外交战略的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国家形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大幅回升，但是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和巴勒斯坦等主要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只有不到20%的公众对美国有好感。可见，就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的关系而言，“公共外交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良好国家形象的建立和推广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一般而言，一国国家形象最终的呈现形态是对“我形象”、“他形象”和“错位形象”三者错综关系的反映。而对这三者关系起到制约作用的因素，又是繁杂的，比如，一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状况，一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程度和运用能力，一国国际话语权和媒体国际影响力的大小强弱，一国政府与公众对他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差异等。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围绕国家形象，有一大一小两个系统需要给予关注。这里的小系统是指将国家形象视作一个自循环系统，从国家形象要素、国际舆论环境和传播媒介技术这三个方面，分析各影响因子的动态变化对于国家形象的制约；大系统则是指当后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因变量）、中国公共外交（自变量）和国际社会中的“中国观”（干扰变量）三者所构成的因果关系链。相对于中国公共外交而言，国家形象自身系统的动态变化正是公共外交对其作用发挥受限的“内因”；以国家形象为参照物，中国公共外交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复杂化认知则是制约国家形象的“外因”。因此，国家形象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公共外交的成败，公共外交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其作用发挥也是有限的，尽管公共外交“可以”提升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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