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登陆》：
12月14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后，丘吉尔离开英国。他乘坐的战列舰为“约克公爵”号（DukeofYork），是四个月前参加阿真舍会议所乘的“威尔士亲王”号的姊妹舰。纽芬兰会议之后，丘吉尔立即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同巡洋战舰“反击”号（Repulse，又译为“却敌”号）一起赴远东，去巩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御。12月10日，也就是他发电报给罗斯福，请罗斯福邀请他去华盛顿的那天，他得知这两艘战舰在日本的空袭下已经遭遇厄运。这是一桩沉重的打击，他写道，“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更直接的打击。”虽然他因得知日本的袭击将美国卷入了战争而大喜过望，而现在他面临的事实却是日本的进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随着强大的“威尔士亲王”号沉人海底，丘吉尔领会到，在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日本获得了霸权，我们各处都虚弱且缺乏保护。”“约克公爵”号也是一艘大船，丘吉尔带上了大量的随从，其中好几个人在设计和实施直至两年半之后的诺曼底登陆的英美战争计划当中，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无需置疑，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JohnDill），他是英国陆军的代表。迪尔的加入有几分尴尬，因为丘吉尔刚刚才撤掉他帝国总参谋长（（JIGS）的职务，由艾伦·布鲁克（AlanBrooke）将军接替他。丘吉尔认为，虽然迪尔的战争记录堪为楷模，但他过于保守和传统，不适合继续担任英国陆军的指挥官。另外，他对英国的战略规划中优先考虑地中海而不是远东持反对态度。迪尔还常常拒不认真对待丘吉尔的许多更为疯狂的建议，比如花里胡哨的武器和异想天开的战略等。首相起先打算将迪尔搁在-一边让其去任印度总督。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后，他决定去华盛顿时带上迪尔，把布鲁克留在伦敦料理事务。丘吉尔考虑在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可将迪尔留在华盛顿做英国利益的代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见解，因为迪尔具备冷静和擅长外交的气质，有助于在同盟伙伴关系中调停偶尔的和不可避免的碰撞。他的不可多得，不仅体现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中，而且贯穿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直至他1944年去世。
英国代表团中还有一位成员是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SirDudleyPound），他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代表。庞德64岁，健康状况欠佳，从外表可以看出身体已过了全盛时期。他有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开会的时候爱打瞌睡，然后会突然坐直了，阐明一个论据充分的观点，接着缩回椅子里又闭上眼睛。空军元帅查尔斯·波特尔爵士（SirCharlesPortal）是皇家空军的代表。他比庞德年轻16岁，在会议上更活跃更健谈。波特尔的牛津大学学位给予他某种知识上的声望，马歇尔认为他是“一群人中的佼佼者”，然而有时候很难说清波特尔的主要支持者是英国还是皇家空军。英国团队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是比弗布鲁克勋爵，这位加拿大出生的报业富翁，被丘吉尔钦点负责供应部。比弗布鲁克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拥有《每日邮报》（theDailyExpress）和《标准晚报》（theEveningStandard）两家报纸，他看上去精灵古怪，精力充沛而善于组织，显著地提高了英国的战时生产能力。不过，他最重要的资历，是和首相的私人友谊，他对于丘吉尔的作用，正如霍普金斯对于罗斯福。
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官员们，利用横渡大西洋的八天时间，制定了若干关于战时管理各个方面的意见书。丘吉尔亲自写了三份，分别关于大西洋战场、太平洋战场和1943年战略意见。这些文件不能算是具体的计划，只是一些宽泛的哲学观点（支持他的霍普金斯提醒他，抵达的时候手里不要带着非常详尽的计划，以免引起美国人的怀疑）。由于美国人还处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混乱中，他们还没有制定任何意见书，结果英国的意见书就成为随后讨论的依据。丘吉尔开会的目的有三重：再次确定美国对于“德国优先”战略的保证、确保《租借法案》货物的继续供应、获得尽早进入北非联合作战的认可。
他无须担心前面两个目标。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如英国一样致力于“德国优先”的战略。继续执行《租借法案》也不会存在问题，正如霍普金斯预测的那样，货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很快有所增加。而核心的问题，不仅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讨论中，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英美会议中，就是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战胜德国。丘吉尔很快发现，美国对于“德国优先”计划的承诺，使得他们急于在这方面继续下功夫。对于丘吉尔而言，他并不反对最终向德国占领的欧洲发起进攻。实际上，他已经将这项行动放在他计划文件的中心。年轻的时候，丘吉尔爱宣称“要出拳就出制胜重拳”。但不是现在，也不是这一年。他考虑如果同盟国夺取了海上的控制权，在欧洲大陆上空获得了空中优势，同时他们能够生产大量的军需物资，那么“1943年夏季”进攻欧洲就成为可能。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写道，进攻也需要“大规模的补给”，而这样艰巨的事业在1942年根本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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