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常安
时至今日，虽然不断有虽然不断有学者提出要“超越民族国家、迈向文明国家”，或者说用天下体系取代民族国家，但放眼世界，国际竞争的主权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多民族的情况，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民族国家的对立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对应的国家民族，无疑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属于民族国家这个现代国家形态类型中的一种具体体现：中华民族，经五千年来各族人民交往交融的悠久历史而形成、在近代以来共同面对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又共同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复兴大业之中，也实现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质的飞跃。
但很多时候，国族建构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战，而是得时刻准备应对新的制度挑战的持久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治理，如西方国家在后冷战时代基于地缘政治考虑所打的所谓“民族牌”、民族自治地方部分基层地区地方治理能力的下降、部分公民族裔意识的无限拔高以至于影响到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国族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是党中央在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新的决策与部署；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论断与认识，也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主线，即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本次会议，从阐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中将“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视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和“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到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会的强调，以及加强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尤其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伟部署，更是把“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民族工作的战略任务的高度。
此次会议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也有助于改变以往民族问题理论方面的一些模糊认识与错误思想，而由于民族问题研究自身非常强的现实因素，这种模糊认识与错误思想，实际上对于民族团结的工作实践和中华民族认同也产生不利影响，如周平和关凯等学者所指出的，“随着明显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一些人援引西方理论对这样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包装，强调组成中华民族的个别民族群体的差异性和分殊化发展的观点和思想便逐渐理论化，并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传播”，而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民族理论政策在强调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殊性时，非常普遍的做法是热衷于传播那种通常和现实非常遥远的‘古代’的民族文化，比如传统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对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相互影响，却几乎不加展示……我们从公共媒体上获得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信息，大多是那些古老习俗的历史遗迹，而不是现实中那种汉族和少数民族高度互动的文化关系”。可以说，这些关于民族问题的模糊认识与不当做法，实际上也和我们在民族问题研究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问题研究的重视不足有关，而多元主义、权利原子化、全球化等思潮的涌入和冲击，更使得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愈加混乱。
因此，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于中华民族思想的郑重强调，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伟大部署，可谓正本清源、正当其时。而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提供理论力量，也是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是《原道》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主题，在《原道》早期关于中国古典哲学包括儒家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稿件中，即不乏对于中国国家建构与国族整合的关照，也不乏针对民族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应用的分析与反思，在《原道》第24辑，更是明确将“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作为辑刊专题征稿选题，其中也有多篇稿件的主题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培养各族公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的国族认同意识。认同，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具体到国族认同，实际上就是组成这一国家民族的成员对于国家民族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
而在多民族国家，这种国族认同意识的培养，其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是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国族认同关系的协调，如关凯所指出的，“现代的民族（nation）却无法脱离其内在成员的感情联系，在这一点上，国家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国家内部国民群体的族群多样性——那些与‘国族’相比次一级的‘族群’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可能会与国家建构的努力彼此冲突——当某些内部族群保持着超越国家认同的族群认同时，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这是国家建构的失败”。毕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公民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或者说其自身的族裔意识，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国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起到消解作用，从而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整体建构。所以，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确立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的最高性，便成为多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重要内容。
鉴于此，《原道》将本期集刊的专题征稿选题定为“国族认同：论争与实践”，即是试图通过对于近代以来我国关于国族认同的相关理论论争的回溯与反思，以及对于民族治理制度建构中的国族认同意识培育问题的分析与思考，进而探求当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之道。所刊十篇论文，有从学术史梳理的视角，分析近代以来关于国族认同的一些焦点学案背后的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的；有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反分裂斗争”这一重大政治话题入手，分析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对于我国反分裂斗争的重要意义的；也有论者通过上世纪三十年代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自治运动的分析，思考族裔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复杂关系；还有论者以近代中国思想史变迁为背景，分析了“中华民族“概念从“道德想象共同体”到“伦理实体”的嬗变轨迹。民族问题研究具有显明的现实性与政治性，民族问题研究的各种理论论争，也非纯粹的学理推演，因此，本期集刊中专题征稿中的另外几篇稿件则更多的将问题视域聚焦于民族治理制度建构中所凸显的国族认同问题，如对于“各民族交往交融”之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的强调，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培养问题的分析，以及诸如现代化、工业化背景下如何通过相应的制度建构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等问题的具体分析；均是对于如何通过恰当的民族工作安排、民族政策建构来夯实国族认同的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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