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法学（第五卷）》：
但我国刑法并未将个人吸食毒品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吸毒者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可处2000元以下罚款。《禁毒法》则规定，吸毒成瘾人员必须配合有关机关检测、进行登记和接受为期3年的社区戒毒；对于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在社区戒毒期间吸毒、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以及经过社区戒毒、强制戒毒后再次吸毒的，公安机关可作出为期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尤其慎重，查获毒品数量未超过非法持有毒品罪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据此，不少学者纷纷提出立法建议，要求我国增设吸毒罪，加大对这一行为的打击力度。其理由除了要和《公约》保持一致外，还认为吸毒作为一种反社会行为已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其破坏了我国对毒品的管制制度；吸毒给国家财富造成重大损失，给社会增添负担；吸毒容易诱发抢劫、盗窃、赌博、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吸毒行为助长了贩卖毒品等行为的滋生，等等。
但一个行为是否被规定为犯罪，关键要看其是否侵犯了法益。那么，吸毒者的吸毒行为究竟侵犯了何种法益呢？不少论者认为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但我们认为，违反管理秩序本身不能作为设立吸毒罪的理由，刑法之所以保护国家对某种物品的管制，其实质在于如果不施加该种管制，该行为就会侵犯国家、社会或者公民个人的利益。至于国家、社会的利益，无疑也是由多数个人的法益凝结而成的。有学者认为，“规范违反说”可以解释惩罚吸毒的理由，即吸毒行为严重违反了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伦理规范，已经不能为国民一般观念所容忍。因此，国家有必要以“家长”的身份来禁止。“从麻醉药品具有的习惯性以及其毒害的程度来看，刑法立足于家长式统治的立场，也处罚自己使用行为。”但是，笔者坚持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而不是对社会规范的不服从。脱离基本的个人法益而将抽象的、形而上的规范作为刑法保护对象，将导致刑法边界的无限扩张和国家公权力的恣意妄为。人生而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均属于管理自己生活的自由领域，原则上不应受国家恣意干涉。家长式的强制虽然是为了避免个人自损或陷入危险，但终究侵犯个人的自我决定权。“从自由的法治国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是不允许以非自律的方式来强迫其国民过自律生活”，“如果刑法中规定一个人在行使自由权的时候，应该以保护、爱惜自己生命、身体的方向而为之，否则刑法将介入并加以处罚，不仅会面临对‘自由’、‘健康’等概念应该如何下定义的问题，更与自由法治国所追求的价值秩序，亦与尊重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诉求相违背”。
此外，我们不否认吸食毒品会诱发其他犯罪发生。但是，这种危险只是潜在的，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基于吸毒而实施了伤害等行为，自当以故意伤害等罪论处，如果相隔遥远的时空就将对这些犯罪的否定性评价进行部分转移，进而由吸毒行为承担，未免使得处罚时机过于超前。而且，不只吸毒，其他很多行为都有较大的诱使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如酗酒、普通斗殴、性骚扰等，但刑法也并未将其都规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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