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新论》:
而就在这一年的六七月间,戴季陶相继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团体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由此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做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震动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和监禁李之龙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等。事件发生后,正在广州进行工作考察的联共布勃诺夫使团,非但没有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反以左派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为由,要求中共对蒋让步。布勃诺夫使团采取的妥协方针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在上海的陈独秀起初不完全了解情况,未立即表态,当他得知实情后,先是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后又派彭述之去广州商讨“反蒋计划”,结果被刚返回广州的鲍罗廷所阻止。鲍罗廷奉莫斯科之命,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于是撤回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步步进逼。为了消除这次事件所造成的“误会”,维持国共合作,鲍罗廷根据联共中心政治局要中共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更加容忍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心协商的情况下,事先曾多次同蒋介石商谈,擅自作出让步,与蒋介石达成“君子协定”,答应蒋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主要包括: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心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条文。在鲍罗廷的促进下,蒋介石的这个提案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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