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读懂当代中国
郭万超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可以说，读懂当代中国意义重大，它关乎中国自信的树立，关乎全社会正能量的积聚，关乎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也关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新。
在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中，虽然国内外不乏中肯客观的评价，但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最为悲观的就是“中国崩溃论”。但这些论调都已被实践证明是十分荒谬的。中国不仅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困难和挑战，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那么，认识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客观地说，中国作为具有独特而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其发展并不符合西方的常规路径，因此，在国际社会出现了“中国之谜”、“中国奇迹”（奇迹在西方人看来，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超越常人的智慧与能力才能创造；二是神秘，不容易解释的。这种称谓说明，中国道路根本不同于西方模式，对西方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发展）之类的概念。1971年，美国《科学》杂志把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理论列为1900—1965年62项“社会科学中创造性成就”之一。今天，中国的发展与转型道路恰如其革命道路一样富有神秘色彩，其蕴含的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改变世人的发展思维……中国发展的战略、措施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毫无章法，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但正如它产生的绩效出乎人们始料一样，中国道路背后的发展原理其意蕴之深刻、意义之深远也将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那么，究竟如何读懂当代中国？
第一个方面，快速变革发展的中国从现象看很复杂，但要把握其发展主流和基本趋势，这是科学方法问题。中国是巨大体量的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描述中国不甚妥当。中国30年的发展相当于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所以，中国看起来会比较复杂，对复杂事物每个人观察的立场、视角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结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些暂时性的表面性的问题也很容易蒙住人们的眼睛，而让人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方向。全面客观地看中国，需要“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视角、大气度。判断中国的未来前景，要看主流，看总体趋势；不能只看次要问题，看个别现象。越是快速发展，问题与矛盾就越多。那些发展停滞的国家，肯定问题很少。一个国家总体发展趋势上升，短期问题就不能左右大局，都只是暂时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有些人只看到某个方面的问题就无限放大，得出耸人听闻的片面论断，而对中国整体上升趋势置若罔闻。特别是一些外国学者、媒体人士。他们看中国可用三个词形容：瞎子摸象、隔靴搔痒、雾里看花。
2013年8月26日，美国《迈阿密先驱报》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奇迹谢幕。这篇文章只看到中国旧的人口红利的减弱，而没有看到中国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新的人口红利。我国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下降，表明劳动力开始减少的“拐点”出现。但是，劳动力数量减少可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或技术革新得以弥补。事实上，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飞速提升，20—24岁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980年的09%上升到2010年的26%，略高于法国、瑞士、挪威等发达国家。此外，中国还有待释放的改革创新红利（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如消除垄断和不合理行政干预等障碍，这方面潜力非常大）；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巨大的腹地，中西部仍有大量待发展区域，这些区域动力十足，这不同于日本、韩国等相对的小国经济，中国完全可以走上不依赖外需的发展道路；尽管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仍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GDP水平仅是美国的18%，通过努力中国完全有望达到日本、韩国等资源约束型国家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75%。可见，中国发展空间仍是非常大的。很多专家，包括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教授一直认为中国还有20—30年的高增长期。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西方学者喜欢照搬西方经典理论解读中国。不可否认，西方理论在解释最发达国家现象时有其价值，但是如果不加消化，不结合实际，在解决后发国家与转型国家问题时就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是因为西方的理论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学者依据他们所观察到的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因此，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约束条件却经常不同。
西方学者的理论还会打上西方文化认知模式的烙印，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理论的文化隔阂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学者们并不能因为他们专业研究者的角色而使自己更客观，恰恰相反这种角色使他们因受某种理论传承影响过深而比其他人看问题更为偏颇。马克斯？韦伯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曾深刻指出：“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关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地逃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我们之时。”（马克斯？韦伯（1895）[1997]：《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第91页。）
当理论难以解释一种新的现实时，学者就有责任创新发展理论，而不是让现实去迁就现有理论。可以理解，面对中国急剧而又独特的发展，许多坚信西方资本主义经典理论的学者自然充满困惑和痛苦，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毕生研究和信仰的理论，一旦发现自己心爱的理论遭到实践证伪，自然的反应不外是拒绝承认现实、错误解释现实，甚至充满偏见地歪曲和攻击现实，这是为什么3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预言与判断频频出错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改革发展已走过了30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为学者反思现存理论的局限提供了足够的时空条件。
第二个方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个别矛盾和问题不应以感性思维无限放大，要以建设性精神培育正能量，这是正确态度问题。有些人看到一些问题就无限渲染，人为放大。毋庸置疑，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前提下，问题也不少，但不能带情绪去看，现在社会上一些消极思潮涌动。有一类是一些文艺青年，如韩寒等文学青年。韩寒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祖国》，里面对中国的问题极尽渲染，感性十足。其实，现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日本海湾当年也是乌黑一片；伦敦的雾霾造成几千人死亡；美国发展初期几近使印第安人灭绝，中国劳工也很多客死美利坚；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就是羊吃人。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但是韩寒的文章最后写道，“我始终想留在我的家乡，看着他或者帮助他多进两步，毕竟那里是我的家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作为中国人的强烈的爱国文化基因。欧洲大陆原来是几百个国家，现在的民族国家也就一二百年的历史。而中国五千年的时间，虽有分分合合，但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它更是一个文明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脉。
对社会经常抱怨的愤青，其思维没有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误人不浅。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情绪化，什么都一无是处。一个社会如果总体趋势是上升的，我们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促其完善，而不是无限放大它的问题。现在个别人对中国共产党不满，但说句实话，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谁也不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中国共产党从目前来看，并非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但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真干事，中国的领导人为了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真的很辛苦。
从一穷二白到温饱，从拼经济到拼国家治理。现在一些人总喜欢用最发达国家的标准来比较，由此证明中国不好。但在改革开放前，国家还穷得叮当响。饭要一口一口吃，房要一层一层盖，本事要一点一点积攒，仅靠某些外国人的观点或排名就帮外人诋毁自己国家进步不算什么本事。从自己做起，同时鼓励大家卯足劲往前赶，才是正解。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