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199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2001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8年）。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国际关系史等。

　　《正眼看世界：历史、国家与文明新论》隶属“大观文丛”系列，另有《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克劳备忘录》《一个普通法的故事——英格兰政体的奥秘》三书已出。

　　作者从新世界主义的视角出发，基于这种对世界社会与我们生活自身关系的理解，通过对沟口雄三、福柯、大江健三郎、本尼迪克特、张鸣等人的相关出版物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与论述，将自己的学术积累、基于学术的社会与世界认知，通过书评的方式与读者分享，带领读者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这个世界。而这种分析涉及个体、国家、历史、文明，涉及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多重面相。

　　全书以独立篇章的形式和学术论文的标准，深入浅出地将共有的问题意识与观点以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带着对传统“世界秩序”和“文明史观”的批判眼光，找出我们对于自我与他者、对于世界自身的认识的症候所在。本书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诊断和处方，以及展开的实践多少有益于我们这个时代。

　　铁屋子里的呐喊

　　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在一片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权力核心迅速解体，一度达于极度恐怖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起来，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失去权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强制性力量。在权力集团经过多次的分化与重组，建立起北洋军阀政府时，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新型的知识者组成的集群，并开始向它挑战了。

　　这个新的知识权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学构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学是北京大学，它们都是在1917年前后经过改组，分别由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和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所领导，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无一不是为西方的观念和变革的热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提倡自由、人权、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发动“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以推进思想启蒙。除了陈独秀、胡适两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以及新近来京的周作人等。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学或别的高校任教，他们播下的思想火种，最先在青年学生中间引起燃烧，然后向社会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学生发起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以反帝救亡为特征，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但从此，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展开，思想运动开始渐渐衰退。而文学，也就不再担当领唱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鲁迅的反应相当迟缓。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周围咆哮，他仿佛无所察觉似的，依然平静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痹”和“装死”。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访，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悍将钱玄同，在《〈呐喊〉自序》中记作金心异的。自序这样写道：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吃人。他告诉许寿裳说，中国是“食人民族”，并认为这是关系甚大的一种发现。

　　小说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现实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不吃人的地方，一方面吃人，一方面被人吃，这样形成一个吃人的大罗网。可是，没有人认识到，更没有人想到改悔，“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可怕的是，知道自己吃而且感到惭愧的，居然是一个“迫害狂”！

　　关于吃人，如果说《狂人日记》写的是抽象的吃，《孔乙己》、《明天》、《白光》、《药》、《阿Q正传》等写的便是具体的吃。孔乙己和陈士成是辗转于科举制度下的两个畸形的旧式知识分子，一个死于众人的麻木和凉薄，一个死于个人的屈辱和自卑，但都是一样死于穷困。单四嫂子的儿子，与其说被病魔吃掉，毋宁说被一个无爱的人间所吃。革命者夏瑜死后，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馒头。正如《即小见大》的一篇短文所说的，“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阿Q是死于枪毙的，这个流浪汉，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法，而看客却嫌枪毙不如砍头的好看。《狂人日记》、《白光》用的是表现主义，意识流的方法，《孔乙己》是典型的契诃夫式写法，《明天》相当散文化，可以说是一支幽怨的弦乐，《药》是写实和象征并用的，结尾上坟的一段是一幕哑剧，刻画如同版画一般明细，却极有意味。至于《阿Q正传》，它的结构的丰富性，简直无从概括，既有忠实的历史画面，又有精到的心理分析；既是讽刺喜剧，又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神话《补天》也是写吃，伟大的女娲死后，禁军就在她的肚皮上扎寨，自称是唯一的嫡派。小品《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写的仍然是吃，“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总之，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可敬畏的生命的遭遇，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血腥、死亡、恐怖和阴影。

　　《社戏》的色调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是独有的明丽。大约这正如一位日本论者所说，因为他写到了月光与少年。“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唯一希望。”佐藤春夫写道，“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末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然而，在另一个写及农村的短篇《故乡》里，这种和谐的诗意消失了。少年的闰土变做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在这里，爱变做了“厚障壁”，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散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贫困愚昧的农民，以及凝聚这一切——他们的悲苦与反抗，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刚刚逝去的革命，占据了鲁迅的记忆。至少，与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关的小说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革命，在阿Q那里就是造反，从一无所有到占有一切，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吴妈之类，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实际上，革命党进城以后并没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革命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名的。精神胜利，首次意味着否认事实，掩盖缺陷，譬如头上长着癞疮疤，便讳说“癞”，后来连“光”也讳，“亮”也讳，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甚至连“灯”、“烛”都讳了。又如被人打败了，便说是“儿子打老子”，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态度对待实存，因此不可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只能永远停留在表层，生活在大量假象中间，而以一种喜剧的态度上演悲剧。阿Q在枪毙前画押的一节写道：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懵懵懂懂地活着，懵懵懂懂地死掉。革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血肉。阿Q既不能进入自身，也不可能进入社群；既不了解自己作为无权者的权利，没有自觉的政治诉求，更不可能联合众多的无权者去争取这种权利。可以说，中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所谓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众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是只有专制政治的强制力而没有凝聚力的。阿Q以精神胜利而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因而将永远无法改变这现实。阿Q的形象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从黑暗和绝望的套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身上显然保留着深夜的凉意。

　　随着思想文化斗争的进行，战斗的意气变得日渐健旺。在新文化运动四面受敌的时候，鲁迅主动承担了新文化营垒的另一方面的狙击任务，在《新青年》的《随想录》一栏中做起短评，一以攻击时弊，二是反抗传统，而这两者自然一样是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即他所谓的“遵命文学”。他把这些短评称为有情的讽刺，以别于“无情的冷嘲”，故结集时，又称之为《热风》。

　　作为鲁迅的第一个杂感集，《热风》把它的主要的火力投向“圣武”，即中国专制政治的传统。许多罪恶的、畸形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缘此而来。最高统治者在生前极力谋求“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死后还要保存尸体。尤其致命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的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这样，中国历史就只能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没有理性，没有主义，只有“刀与火”。大一统与暴力，形成了自大与好古的国民根性。自大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没有个人的自大。好古的文化心理，集中体现在国粹家——种子一直延绵至世纪末的“国学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维护传统偶像，突出的如林纾、刘师培、吴宓等人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以及一些充满僵化、陈腐的、正统观念的“含泪的批评家”对新生的机运的批评上面。此外，鲁迅极其敏锐地在社会观念转型时期发现“二重思想”论者并予以抨击，以后对种种骑墙主义、机会主义的揭露，都是反对“二重思想”的延长。所谓“二重思想”，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表面上的办法是折中，调和，实质上仍然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立足于“保存我们”和“保存现在”的观点，以做“有主义的人民”相号召，说：“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如果说《呐喊》是记忆的，虚构的，独语的，那么《热风》便是现实的，战斗的，宣言的。鲁迅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层阴郁的气息，而这些随感，则是火焰般鲜明地跳跃着的，它们具有思想者的睿智，如蒙田、尼采一样的东西，但是，又因为死灰的长久的积压，而自然地带上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的一种庄严的、沉着的、悲壮的东方风格。收入另外一个集子的一篇写于同时期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重复写道：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被许寿裳称为介绍欧洲最新文艺思潮第一人的鲁迅，是一直重视翻译，并且把它同创作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把翻译当成创作的，本意在表达自己，而不仅在于观念和形式的引进。此间完成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文，以及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都是这样。

  小说中的绥惠略夫是俄国的革命者。他从被判处死刑的途中逃了出来，躲在彼得堡城内。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世上的幸福者固不待言，连“不幸者们”竟也反过来帮助政府追捕他。他逃向一家大剧院，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终于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向剧场中的观众——他一直深爱着的人们——开枪。在他的意识中，有一段关于爱与憎的个人独白：

　　 ……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因为再没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人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给他的切近的人了！

　　在鲁迅那里，其实同样存在着这种个人与社会，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爱与憎的内在紧张。当人生的悖论逼迫他解决而又终于无法解决时，便使他一度陷入彷徨的境地中去了。

导言

关于时代的诊断：新世界主义的视角001

一 世界认识的重建：列强史观批判001

二 世界误认的结构要因：案例研究012

三 政治领袖的灵魂与人类文明021

四 琉球、日本与东亚的权力结构030

五 继续启蒙：现代日本社会的自我意识037

六 美国在中东的失败047

七 如何正确认识日本右翼？056

八 大正民主主义：神话与现实065

九 日本模式论的历史教训069

十 政治大国与政治领袖078

十一 《菊与刀》与世界秩序的建构087

十二 帝国课业：二战后美国世界政策的展开102

十三 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政治112

十四 革命史观的安魂曲121

十五 国家幻想症与国家恐惧症129

十六 神人秩序：自由如何得以可能？137

十七 全球化与劳工运动的终结146

十八 德国的历史教育与欧洲政策154

十九 施特劳斯：道济天下之溺164

二十 市场与传统国家观念的终结175

二十一 作为政治技法的嘲笑182

二十二 抗争与和解：政治社会学的视角187

二十三 帝国、民族国家与现代化194

二十四 告别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建211

二十五 新贸易立国论：文明与世界秩序的生成228

后记:面向世界社会的探索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