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今，男，满族，知名学者。“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课题主持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出版选题负责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第一套以智库为名的系列政策研究读物《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中国智库发展报告》创办人、总编辑。

　　国家前途是每个中华儿女时刻关心的议题，也是执政党制定各项政策考虑的核心主题。本书分为“国家前途与国家政治”“国家前途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前途与国家安全”“国家前途与经济新常态”、“国家前途与社会民生”等5个专题，收入近30位著名专家学者的文章。作者有（顺序按各编的姓氏笔画）：汪玉凯李君如陈锡文胡德平赵磊施之鸿于今卢中原成思危张卓元迟福林李曙光周瑞金朱晓中刘江永林宏宇郑永年崔立如厉以宁李佐军吴敬琏易纲贾康王小鲁赵景芳柳传志徐雪、宋宏远温铁军。他们的文章围绕上述专题各抒己见，没有八股、官样文章，直击热点，语言朴实，论述精辟，充分显示出大家的深邃和广博，读了令人耳目一新。这将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理解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热点、焦点问题。
　　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利。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低效率；第四，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也是最重要的，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厉以宁
　　徐雪、宋宏远温铁军。他们的文章围绕上述专题各抒己见，没有八股、官样文章，直击热点，语言朴实，论述精辟，充分显示出大家的深邃和广博，读了令人耳目一新。这将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理解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热点、焦点问题。

　　★我国正在推进的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而且是一场社会利益关系和结构的巨大变动，已经使得并将进一步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逐渐跻身于现代文明的先进行列。
　　——李君如

　　★到2020年，中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升级。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推进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将成为增长、转型、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迟福林

　　★在我国，政府失灵的情况极为常见。由于权力的扩张性和自身的逐利性，政府存在着短视、随意、缺乏约束的行为，诱发官员贪腐、政绩观扭曲、限制市场竞争等问题，导致其无法更好地弥补市场配置资源不足的作用。
　　——李曙光

　　★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这有两个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是为了过分强调速度而超高速增长，这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第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利。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低效率；第四，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也是最重要的，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
　　——厉以宁

　　★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所谓增长速度的换挡期是指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大致上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GDP增速就从超过10%一路下行，这是进入所谓新常态。
　　——吴敬琏

　　★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的积极性，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我们就还有进一步释放能量的空间。
　　——柳传志

　　不安来自何方
　　柳传志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的生存环境，和我当年创业时的环境相比，哪个更困难一些？其实，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跟我同台领奖的很多人，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经历了那样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我深深感受到新旧制度的强烈碰撞，以及中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联想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对我来说，业务上的困难都不算真正的困难，最难的是，怎么适应环境，怎么让企业活下去。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和执法不能自洽，计划内企业和计划外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有天壤之别。计划内企业拥有生产批文、拥有外汇指标，而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只能用高价买指标，到黑市上换外汇进口零部件。这么做需要冒很大的政策风险，是“踩着红线的边”走。企业要把自己的目标想清楚，把政策研究透，确定做事的底线。但即便如此，联想也有过被处罚的时候，比如当年“300%奖金税”的故事。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环境非常险恶，但即便被罚，我们的心态和现在的企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愤愤不平，因为对方确实是在按照制度办事；当然，我们也不觉得惭愧，因为很多规定与市场经济是相违背的；我们相信将来一定会改变。事实上，在我们因为“奖金税”被罚后没多久，这项规定就被取消了。
　　那个年代，计划内的企业没有真正的销售，采购渠道由国家提供，价格由国家确定，卖给谁也都分配好了，开一个“订货会”就全部解决。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厂，人的积极性被禁锢，产品永远处在短缺的状态，企业没有竞争力，一个大浪就可能被冲得片甲不留。
　　而联想被关在计划体制外面，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困难得几乎寸步难行。但正因如此，我们没有像体制内企业那样身上被绳子捆着，我们努力研究市场，研究环境，设定目标后，千方百计谋求发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研究企业运作的规律、管理的规律，逼迫自己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我们对规律的总结，因为经历了这样的千锤百炼，联想才能够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走到今天。
　　改革开放经过了30多年，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领域都确立了新的法律法规，改变了过去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状况。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执法不公、官员索贿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快慢之间差别很大，一些法规赋予了执法者很大的裁决空间等。比如，有些规定将所有违例项目由轻到重全都罗列在一起，相应的处罚从低到高是一个很宽泛的区间，于是执法者就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这些“空间”会引起人的不安。
　　企业家为什么不安
　　联想创业的早年间，中国是完全没有规矩，大家可以胡来；而今天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了规矩之后，有人按规矩办，有人不按规矩办，这就形成一种不公平。
　　选择性执法是当前企业家们抱怨最多的问题，也是不安全感产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担心：提了意见会不会得罪某些人？他们想找企业的问题，多多少少总还是可以找到的。另外，一些资源分配会带有个人关系色彩或一定的倾向性，有寻租的成分。
　　联想一贯注重说到做到，做企业要合法合规。我们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不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可能是联想到地方投资还比较受尊重的原因。同时，我们有一套制订战略的方法，非常强调从战略上规避风险。联想控股目前所进入的行业，都是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影响小、更依靠市场竞争的行业，比如农业、食品行业。国家鼓励土地流转之后，各地政府对发展农业都很支持，只要我们把获得的利益让利一部分给农民，同时又注重企业文化和产品质量等问题，就不太会受到那种“争夺资源”的困扰。
　　企业家对于重庆事件普遍有强烈的不安，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按规则做事。打黑维护社会秩序原本是好事，但根据其需求选择打黑对象并罗织罪名，这就太可怕。
　　企业家应在法律框架下认真发展企业，照章纳税，更好地解决就业，不断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风尚。在此之上，大的企业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公益事业，这些是应当鼓励的。如果让企业家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一些企业会变得更注重钻营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好好运作自己的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够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行系统的设计。
　　禇时健曾将一个亏损企业做成了当时中国的利税第一大户。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尊重他的。后来他因贪污被判无期。他贪污当然不对，但当年对他的处理，国家确有值得反思之处。像褚老先生这样的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过去很少去考虑这样的鸡是怎么选拔和培养出来的，只知道鸡偷吃了米就要杀掉，没有想过如何保护、扩大这种生产力。
　　企业与环境之间就像孵小鸡
　　我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喻：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像孵小鸡，最适合小鸡孵化的温度是37。5度，太高或太低都不行。
　　改革开放以前，好比是在90度的高温下，那个时候没有企业能够存活。等到我们1984年创业的时候，温度可能到了40度，只有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小鸡才能被孵化。后来温度逐渐朝着更适宜小鸡孵化的温度调整，不过近些年温度又有所升高。对于国家来说，不能要求小鸡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而应把环境的温度调整得更加合适，而企业作为小鸡则应该思考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力更顽强，能在较恶劣的环境中生长。
　　如何营造一个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这需要政府在十八大之后，从最高层推进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很不容易，需要最高领导层统一思想，进行系统设计。经济、社会、外交以及军事等不同层面，各级政府、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如何进行系统设计，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移民，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背井离乡，很多人依然认同“中国发展的机遇期并没有丢失”，仍然希望在中国继续发展事业。但同时，他们也对自身的财产感到不安全。
　　企业家对环境的要求总体上就两点：一是产权有保障；二是把“规矩”定好，定得正确，然后大家都按着规矩做事。定规矩时要减少可解释的空间，在执行中尽量减少人为因素。此外，政府本身的架构过于庞大，这样会影响效率，加大财政支出，应该适当缩减。
　　我不担心的事情
　　对于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我并不担心。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能量逐渐发挥出来，表现出了“很强的模仿能力”“很强的上进心”，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此外，我也不认为中国人“创新能力低”，我们才积累了多少年？我觉得只是时候未到。
　　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在降低，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年来，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中国企业家也积累了很多资本和经验。劳动力成本虽然增加了，但企业可以把总部设在中国，然后去国外设厂，还可以把欧美企业的管理经验跟中国企业的实践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企业在中国办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中国企业近些年也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学习全球管理的经验。中国现在可以在全球视野下考虑发展的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排兵布阵，中国企业家也逐步具备了全球管理的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拥有的财富，善加利用，给予正确的引导，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的积极性，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我们就还有进一步释放能量的空间。
　　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得对极了。政府主要是规则制定者，不要亲自动手，要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对市场上的所有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平等对待。如果能处理好这些关系，中国经济就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我不同意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放缓的说法。
　　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业，不仅是住宅地产，还包括商业地产、工业地产、旅游地产等，都还有发展空间。同时，这个行业还能拉动能源、建材、消费等一系列产业。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品牌食品的价格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会升级，从吃饱穿暖到穿得更好、吃得更精致，各种电子产品都已经成为快速消费品。在这些基本消费需求之上，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医疗产业等都还可以做得更好、更精致。
　　联想控股已经制定了明确的中期战略，致力于在不同行业打造出更多的卓越企业，在2014年—2016年成为上市的控股公司。我们选定的几个行业，包括消费与服务、化工新材料和现代农业，都顺应了国家大的发展趋势。
　　但是我们不会追求短期回报，所涉足的实业，培育期短则四五年，长则七八年，有的还会更长。这样的布局能够使联想控股的力量逐渐爆发，保持企业利润的长期持续增长。我们希望联想控股上市后，能够给股市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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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国家前途与国家政治
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与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 汪玉凯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 施芝鸿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李君如
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及面临的挑战 陈锡文
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胡德平
第二编　国家前途与全面深化改革
需要我们重视的几个改革议题 张卓元
建设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服务型政府
——兼谈不要误解了行政审批改革 卢中原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成思危
我国转型改革的总体趋势 迟福林
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目标与路径选择 周瑞金
实现法治化市场经济需要哪些改革 李曙光
新型智库为深化改革提供动力支持 于　今
第三编　国家前途与国家安全
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策析 林宏宇
以“和平的多边主义”争取可持续安全 刘江永
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崔立如
新丝绸之路：做什么、怎么做？ 郑永年
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几点建议
朱晓中
中国特色外交的新常态 赵　磊
第四编　国家前途与经济新常态
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易　纲
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全面阐述新常态 厉以宁
如何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致胜下一个十年
吴敬琏
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思路与方向 贾　康
向新常态平稳过渡的对策 李佐军
第五编　国家前途与社会民生
读懂中国经济数据 王小鲁
粮食金融化挑战中国粮食安全 温铁军
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分析 赵景芳
不安来自何方 柳传志
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徐　雪　宋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