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意义上，“诚”即诚实诚恳，主要指主体真诚的内在道德品质；“信”即信用信任，主要指主体“内诚”的外化。“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一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指诚实欺，讲求信用。作者认为，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形成了其独具特色并具有丰富内涵的诚信观。这样的诚信观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作用。
今时今日，“诚信”通常被作为一个词组使用，用以表达诚实欺、讲求信用这一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早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当中，“诚”与“信”就是互训关系，“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然而，“诚”和“信”毕竟是两个字眼，其各自的含义是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
“诚”字首见于《尚书》，但作为实词使用，却最早见于《左传》：“明允笃诚。”疏云：“诚者，实也。”又见于《周易·乾·文言》：“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疏云：“诚谓诚实。”又见于《礼记·乐记》：“著诚去伪。”疏云：“诚谓诚信也。”基本上，“诚”具备四个层面上的含义：首先，指说话符合实际，言语真实不欺；其次，与“伪”相对，即真实；再次，诚者，成也，成就、完成之意；最后，恭敬、审慎的态度，如 《大学》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诚”，更多地指涉个体的内在，指一种真实、诚恳的内心态度和内在品质。与“信”相较而言，“诚”所关涉的对象更多的是个体自身，是一个人对于自身道德水准和行为规范的要求，是个体对于自身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关切。《孟子》对“诚”的诠释是这样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将“诚”视为天道，视为由天理所定义的最为根本的一种道德属性；人作为天地之造化、万物之灵长，必须通过对“诚”的认识、反思和践行来秉承天道，将“思诚”作为人之道，也就是将其作为人伦道德的基本规范。可见，“诚”所强调是个体人格的内在朴实，尤其讲求内心的本真以及这种本真的外化。所以朱熹将之解释为：“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全书》）
从历史起源来看，“诚”的观念起源于人们对鬼神的祭祀，它是人们对神灵应有的态度，是人们祭祀祖先时应该体现出来的感情，是天道对人道的要求。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祭祀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甚至是一种文化秩序和生活秩序，也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现象。古人祭祀主要是出于祈福、避祸或报答的目的，他们认为，唯有毕恭毕敬、虔心敬神，上苍才会接受享礼，人们的愿望才能实现，其心灵才能得到慰藉。《礼记·礼器》云：“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可见，人们的“诚”主要还是出于对神明的敬畏，并且归根结底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执着和安全感的诉求。
“信”的文字记录开始得比“诚”要早。它最早出现在晚商以降青铜器上的金文当中，如战国中山王鼎上铸有“余知其忠信也”字样。四书五经当中，多处可见关于“信”的记载，如，“信誓旦旦”（《诗经·卫风·氓》），“信及豚鱼”（《周易·中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而在日常用语当中，也常常出现“信”的踪迹：如“信物”，指的是两人之间的凭记之物；“印信”，指的是古代公文书所用印记的通称，大概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公章；“信风”，指的是如期而至的风；“信用”，指的是可以预期的信任；“信史”，指的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录；等等。
“信”，至少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涉及自身外在的言行，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和影响。如果说“诚”的重心在于我，“信”的重心则在于人，尤其在于自身言行对他人的影响。所以，“信”是一种主体间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仅仅关系到一己之诚。
与“诚”一样，“信”的观念也体现在人们对神灵的态度上。在先秦天命观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盟誓最早是原始的诅誓咒语，是对神灵的承诺和保证，如“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古人将盟誓的约束力诉诸神明，实际上是将道德力量与宗教力量紧密结合以达到定约目的的一种手段，后来这种“信”的观念就延伸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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