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基本概念的中国化到理论体系的中国化
毫无疑问，综合国力与文化力的理论开始是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理论改造并发展的结果，后来又有了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理论的内容。围绕着这两个基本概念，中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综合国力和文化力（包括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时，一方面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理论的接轨和对话，注重学术的互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该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以及它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理论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最基本概念的表达或使用上，其次表现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当然，基本内容的差异也很大。
应该承认，中国学界无论是综合国力概念还是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概念（主要是“权力”和“软权力”概念）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综合国力、文化力和文化软实力等概念不是对国际学术界的相应概念的直接翻译，而是在国外相关概念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新概念。当然，这些新概念的国际学术背景或线索是非常清晰或明确的，也是不容否认的。一方面，它们是中国化的国际学术概念或中国人自己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却也体现了对国外前沿理论的借鉴和引进。由于在最基本的概念的使用上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所以，在理论体系和基本理论要点方面继续产生新的更大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差别正在越拉越大。
也就是说，尽管在综合国力与文化力问题上我们的一些理论探索者或开创者自称其理论的发现是西方或国外学术理论的延续、发展和改造，而实际上，人家没有与我们的综合国力、文化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及理论完全一致或大体一致的对应物。按照中文综合国力与文化力概念直译的英文单词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差不多是一种中式英语。这种英文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力”在英语国家要么没有这种说法，要么只是普通词汇，基本上不是学术考察的对象，更谈不上是学术理论的核心概念。①所谓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引介有误解的成分。因此，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文化力理论国外没有；而那些被认为是中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力理论的“国外前身”，其探讨的对象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综合国力与文化力。“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中国学者对那些被认为是综合国力与文化力的“理论前身”的国外理论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误解。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将综合国力与文化力（包括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学术考察对象展开独立（脱离国外的理论体系）的研究，也不妨碍我们借鉴那些与我们的综合国力与文化力理论（包括文化软实力理论）相像或有关联的国外学术成果或理论。然而，理论的借鉴不能想当然，不能歪曲别人的东西，不能自以为是，不能指鹿为马，更不能“拉大旗作虎皮”或狐假虎威。国外的学术影响是什么就是什么，要实事求是。而且，我们应该说清楚国外相关理论到底说了些什么，又是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的综合国力、文化力和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
在西方语言与学术体系中，相当于中文和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权力”、“力量”和“实力”的往往是一个词汇（即“power”）和一个理论体系（即关于“power”的理论体系）。这与中国的情况和中文的表达大不一样。相关问题在西方语言和理论体系中属于一个体系，浑然一体；而在中国学界和中文里，往往分裂为两个体系，相互关联甚少。在中国学界，有谁会说研究权力问题与研究综合国力是一回事呢？但在国外学界，“权力”与“国力”的确是一个话题，或者说是一回事，也同属一个理论体系。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国综合国力理论与西方“国力”理论的分裂或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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