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新管理书架·非常之道：德鲁克管理思想精粹》：
远离夸夸其谈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清朝同治时期的重臣曾国藩，论资质天分并非绝顶聪明之人，但他一生谨守孔子“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训，埋头苦干，从不说空话，在选择朋友和部属时，也以此为标准，远离夸夸其谈者，最终成就功业。曾国藩常说：“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方可大可久。”他把实干作为选人的第一标准，坚决不用浮滑之人。
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时，曾认识一个叫庞作人的庶吉士，曾国藩看他好说大话，不着边际，于是就和他断了往来。后来，当曾国藩事业有成，官至两江总督、领导四省军务时，庞作人慕名来见曾国藩，希望凭借自己是曾国藩的故旧而谋得官职，但曾国藩怎么会用这种夸夸其谈的人呢？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叫庞作人的，自己一无所知，但是却偏偏爱讲学，早在京城的时候就已经讨厌他了。今天他又来，看起来为人更加卑劣无知。”在曾国藩看来，假如一个人实干但缺乏才华，也可以委以重任，让他在实践中成长；如果某人有才华，但无实干精神而夸夸其谈，则绝对不能重用，这种人平时难以管理，关键时刻往往导致事业的失败。战国时期的赵括纸上谈兵，导致赵国40万大军被坑杀，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实力，促使赵国早亡；三国时期蜀国的马谡同样夸夸其谈，理论上头头是道，一旦放在实践中让其担当重任，却在关键时刻导致行动的失败，使诸葛亮的北伐大计难以成功，自身也差点命丧敌手。曾国藩也谆谆告诫部属，要远离夸夸其谈者，否则必致失败。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曾国藩发现义字营管带吴国佐自视甚高，自以为可当天下任，不屑于从小事、实事做起，遂写信肯定他的志存高远，但同时告诫他“以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但可惜的是，吴国佐并未把曾国藩的告诫放在心上，结果导致在战争中失利，曾国藩不得不坚决予以撤换。吴国佐从此再未得到重用，不得不结束了军旅生涯。治国理政如此，管理企业也是如此。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联想的成功离不开柳传志，柳传志的成功靠的是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柳传志自己说：“创业的时候，我没高报酬，我吸引谁？就凭着我多干、能力强、拿得少，来吸引住更多的志同道合的老同志。要部下信你，还要有具体办法，通过实践证明你的办法是对的。我跟下级交往，事情怎么决定有3个原则：同事提出的想法，我自己想不清楚时，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按照人家的想法做；当我和同事都有看法，分不清谁对谁错，发生争执的时候，我采取的办法是，按他说的做，但是，我要把我的忠告告诉他，最后成与否要有个总结。他做对了，表扬他，承认他对，我再反思我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做错了，他得给我说明白，当初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我的话，他为什么不认真考虑；第三种情况是，当我把事想清楚了，我就坚决地按照我想的做。”在一些组织中，开会迟到是常态，虽有规章制度，但往往难以执行，为什么？这与最高管理者不能以身作则紧密相关。柳传志曾在联想作过一条规定：开20人以上的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任何人必须执行。这条制度实施后，柳传志本人迟到过3次，虽然每次都有原因，都情有可原——比如被困在电梯里找不到人帮忙请假，出来后迟到了，柳传志不作任何解释，自觉罚站。依靠这样的示范，其他的人迟到了就没有例外，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不允许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正如写下《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的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帕瑞克所说：“除非你能管理自我，否则你不能管理任何人或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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