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方面也开始注重大数据分析
新京报：我国在大数据应用上的现状如何？
邬贺铨：我国已经通过数据分析寻找石油，大数据概念的提出让很多企业更重视数据。目前，很多企业已从大数据中获得很好收益。例如，刚结束的双十一购物中，大数据也发挥作用，企业会通过数据事先预测有多少商品交易。
另外，电信运营商也开始关注大数据，分析用户上网需求等。同时，政府方面也开始注重大数据分析，银行方面已经开始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网点分布。
新京报：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数据没被有效利用，你怎么看？
邬贺铨：在大数据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机构虽拥有数据，但没有很好地挖掘。另一方面，一些机构不愿共享，导致信息不完整。
新京报：政府如何在提高大数据使用效率上发挥作用？
邬贺铨：数据公开涉及制度上、法律上、技术上以及认识上的问题。政府要带头，党和政府文件上都提到政府应是透明公正的，这需要有法律，是依法而非号召；另外还要解决利益问题，一些政府部门利用信息不对称来管理，谋求利益和寻租空间，若全部公开了，就没有这种空间了，因此数据公开是一种革命，是利益再分配，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只有体制改革深入才能有很大改进。
依法治网终要用法律代替部门规定
新京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互联网立法，依法规范网络行为，依法保护网络安全，你认为如何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治网？
邬贺铨：网络立法的意义在于，对网络内容进行依法过滤。进行网络监管，关闭一些内容不合适的网站是正确的，但需法律支撑。网络立法还涉及技术问题，不能完全照搬物理世界法则去管理虚拟世界，要考虑到适用于虚拟世界的特点。
新京报：今年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你如何看待这个领导小组成立的意义？
邬贺铨：这次成立的小组与以往不同，之前也有网络信息安全小组，是国家层面的，这次是中央层面；另外，此次的小组不但强调网络安全，层次更高，协调能力更强，对互联网管理更加依法办事，更强有力。随着中央对依法治国重视，出台了很多有关网络的规定，但目前法律是滞后的，因此在法律之前要出台一些规定，可以用这种方式探寻网络治理的需求和做法，为未来立法打下基础，当然最终还是要用法律代替部门规定。
新京报：网络治理的一个重点是网络安全，应如何确保中国网络安全？
邬贺铨：信息化手段是一把双刃剑，依赖越深，可能产生危险越大，技术不断发展，发现安全隐患难度也就越大。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国家提出来敏感机构尽量使用国产网络产品。另外用户终端上也有隐患，我们不能把信息安全寄托在国外的操作系统和核心芯片上，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
迈向互联网强国要改变粗放型管理
新京报：互联网已在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你如何看待互联网带给传统行业的冲击？
邬贺铨：互联网只是颠覆了一些传统产业的模式，并没有取代传统产业，例如，在金融业务上，互联网金融只是在一些小额贷款方面比银行灵活，收费少，申请时间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行不愿意做小微企业贷款的问题。另外，互联网金融对于倒逼银行业改革是有好处的，现在银行也开始搞网银了。同时，互联网金融也确实存在一些风险，这种风险需要通过加大监管来解决。
新京报：今年，中国正式与国际互联网接轨20年，我们应如何迈向互联网强国？
邬贺铨：1994年中国正式与国际互联网接轨，虽然在这20年中我们的互联网事业蓬勃发展，但距离网络强国还有一定距离。如在互联网资源方面，13个根服务器中10个在美国，中国没有根服务器。另一个差距就是技术，所以习近平提出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技术上的不足也导致了一些粗放型管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删除不当内容使互联网多些正能量信息，但却面临正面信息不足的问题。我们的互联网管理方式还应以人为本，注重保护网民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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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措恩（德国互联网之父）
★互联网对于权力结构、人类合作的刺激和政治、地缘与文化疆界的突破刚刚开始。未来令人兴奋。
——布鲁斯·麦康纳尔（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
★广泛地接纳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才能保证互联网管理在地区、国家以及全球领域内都取得全面的成果。
——潘福爱（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会长）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创新，而且这些创新也发展得越来越快。但是，我认为就创造新的服务和新的交易市场方面而言，我们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里德·霍夫曼（著名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执行董事长）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会被云技术连接起来，它是人类最宝贵的资产之一。30年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极高的速度来进行信息传送，那时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
——孙正义（日本软银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