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前沿（第3辑）：比较政治学的质性与量化之争》：
一些关于质性方法的论述——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采取了一些与产生新假设相关的、将研究程序系统化的具体步骤。可能目前讨论最多的技术是“变异型案例研究”（deviant case study）在形成新假设中的运用（（Eckstein，1975；Emigh，1997；George&Bennett，2005；Lijphart，1971）。变异型案例是指那些结果与理论预测不一致的观察。质性研究者经常深入地研究这些案例并试图去理解这些案例挑战常规理论的原因。这些研究都是在试图发现那些被证明更具普遍性的新假设的过程中完成的。比较政治中的质性变异型案例包括那些非常有名的、理论创新的作品，如西蒙·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的《工会民主》（Lipset，Tow&Coleman，1956）、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的《适应政治》（Lijphart，1968）、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Johnson，1982）、斯考切波的《保卫士兵与母亲》（Skocpol，1992）等。虽然变异型案例总是与近距离的质性观察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同样可以创造性地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使用。特别是，回归分析可以被用来确认那些之前经常被质性方法来评估的边缘案例（相关讨论和例子，参见Coppedge，2001；Lieberman，2005）。
第二种形成理论的技术则涉及运用比较来生成新的假设。质性分析者把不同案例的各种不同特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包括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特征（Campbell，1975；Ragin，1987）。这样，作为一种情境性比较（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一些新的概念和解释性假设在质性分析中发展起来。相比而言，虽然统计方法会系统地对案例的某些方面进行比较，但统计方法却缺乏一个明显的、通过考察新变量来生成新假设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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