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
2.政治方面的因素
政治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延伸，政治资源的分配是社会各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将影响经济利益的分配。因而，社会各阶层都希望通过积极参政议政，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目前，一方面，我国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尚不高，其民主性和开放性尚未达到能够容纳公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两者的发展态势来分析，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政治体系所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还远远不能满足不断涌现的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治事务的愿望和要求，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几个阶层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差距。②因而，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或侵害时，他们不是选择正常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而是选择集体上访、冲击政府机关，甚至不惜以对抗的形式通过制度外渠道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体现出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参与、抗议性参与等特点。
另外，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体系、法制体系尚不完备，政策法规尚不配套。加之存在的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之所以大量存在，也正是由于在社会体制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若干改革，权力制衡监督机制在不断强化，但总的说来尚不健全，还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泛滥。一些党政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本身就是由于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导致权力关系失衡和权力主体行为失范的一种表现。而社会上的非法致富者，很多就是通过用金钱贿赂握有实权的党政官员，从而得到这些官员的支持和庇护。这些情况都会激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引发人民内部矛盾并使之激化的重要因素。③
3.社会转型方面的因素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中国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旧结构和阶层的交叉与对撞，使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并频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结构体系有了显著变化，以体制改革、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为基本动因，新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关系结构正在形成之中，现代性的结构因素日益成长，从而开始为现代社会整合、秩序与和谐打造新的结构整合基础。但是，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不可避免会给社会团结、社会整合带来种种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冲突，只是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①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制度体系变革的过程。不断进行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改革创新，促进了我国制度的现代化过程，制度改革释放出来的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效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也存在大量不协调性、不适应性（滞后性）、效率损失以及公平公正不足的问题，对我国社会的制度性整合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可以说，在现阶段，社会和谐稳定的制度整合基础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制度体系变革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一方面对社会结构体系的现代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层面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目前，先易后难的渐进式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结构转型对体制转轨形成了倒逼反推机制，不仅要求改革更加注重利益协调和社会公正，而且要求改革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全面扩展，推进反思的改革本身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但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当前这种社会结构转型对深化改革形成的倒逼反推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形成并凸显的社会因素与根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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