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工过程中原粮与成品粮的比率进行严格管控。“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粝）米一石；（粝）米一石为凿米九斗；九斗为毁（毇）米八斗。稻禾一石。”“为粟廿斗，春为米十斗；十斗粲，毁（毇）米六斗大半斗。麦十斗，为蝘三斗。”如与规定的标准出入明显，就会受到严究。
地方官在辖区下雨及谷物抽穗时，要将下雨、抽穗情况以文书的形式及时上报。《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便载：“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澍）稼、诱（秀）粟及狠（垦）田輰毋（无）稼者顷数。”意思是，下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未耕种田地顷数。这是开了“雨泽上报”制度的先河。
通过上述措施秦政权牢牢控制了全国粮源，减少了粮食消耗，聚敛了大量粮食，粮仓里“粟如丘山”①。这些堆积如山的粟米，无疑是秦削平宇内、一统华夏的重要资本。
在重农主义制度下，黄金和以粟为代表的粮食生产是对立的，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各国一般采取吸引外粮流入而防止粟外流的保护主义政策。《管子》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八观》）。商鞅的“粟金生死论”更是一个典型代表。《商君书·去强》提出，“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内，金一两死于境外。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意思是：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用资金换来粮食，再用充足的粮食支援战争去攻打他国，最终粮食和金钱都是自己的；相反，如果拿粮食换资金，最终就会鸡飞蛋打。这一段话指出了粮食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以粮食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货币的后盾，如果粮食被他国掌控，则金钱最终也会外流；相反，要是掌控了粮食，则金钱最终也会流入。管子、商鞅这些主张虽然是为了足食足兵、统一天下，但也反映了战国时粮食的贸易受到很大限制，这本质上与粮食生产还不稳定，地方自给封闭的经济仍很强固有关。
三、贱金贵粟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保障落后的封建制度下，粮食通常是极为低贱的。据云梦出土秦律推算，禾粟一石值30钱。即使按《轻重甲》所载百亩收粟20钟，每釜40钱计，其价格亦未必能抵其实际价值。其原因在于，首先，小农经营的目的是谋生而非盈利，只要售粮所得扣除货币性支出、完纳租赋后，尚能维持一家衣食，就认为是正常的乐于接受的价格。其次，在商人、高利贷者和封建国家的重重盘剥下，农民不得不经常以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卖其农产品。例如，当政府催缴赋役很急时，一些农民急于抛售粟谷换钱，以完纳赋役。而商人乘火打劫，贱价收买粟谷。再次，缺乏现金使用，钱荒即货币流通量少直接造成购买力低下，也是粮价上不去的一个原因。
到了战乱或大灾之年，粮价又会飙升，甚至出现“粟与金同价”、“粟贵于金”的极端情形。《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朝败亡的时候，乘机起事的豪杰们都去抢夺金玉珍宝，“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军队在荥阳地带相持对抗，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金”，那些豪杰所得的金玉珍宝只好都用来购买粮食，最终金玉珠宝归任氏所有，任氏靠此发财致富。《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任昉《述异记》记载，光武兴，洛阳斗粟万钱，人死者相枕。《应翊像赞序》日：“赤眉贼攻其所居城，翊尽以私谷数十万斛赈城中，时粟斛钱数万，民莫不称其仁”。东汉末大饥，江淮间有童谣日：“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①。
各地之间粮价的巨大差异，说明粮食市场发育程度甚低。《管子》中有关于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这是高产区和低产区的不同粮价，相差20倍。《轻重丁》：“齐西雨潦而民饥，齐东丰康而粜贱……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鏂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锺二钱也。”反映出一国之中受灾区和丰收区粮价相差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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