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公平和贫富关系
不公平问题是一个要比贫穷和失业更复杂的问题。不公平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就穷人不应有的贫困相对于富人不应有的财富而言的，因此，是一个社会非正义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体制性的因素使得极小一部分人能够通过剥削大部分人并剥夺其财产、劳动权利和机会来积聚他们的权力和财富。
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总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富人和穷人是同一体制硬币的两面。没有比20世纪前70年南非的情况能更好地揭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密切相关：当时仅占全部人口20%的白人却取得全部收入的70%以上。非洲人占全部人口的70%，但是，通常只能获得全部收入的不到20%。这种扭曲的状况可以归咎于那一时期白人处于政治支配地位以及种族歧视资本主义/公司主义的南非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论是资本主义/公司主义还是白人的政治支配地位，都使得白人获得不应有的富裕而黑人陷入了不应有的贫困（泰列伯兰奇，2002）。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指那些资本主义/公司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这种贫富之间的紧密相关性特别明显。在所有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穷人已经变得更穷，而富人则变得更富。在20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西方国家实行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时，民主政府强大到足以制约资本家/公司部门并且带来了收入的公平化。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当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被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取代时,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收入分配变得不公平的多。
南非——不论在1994年之前还是1994年之后——其政治—经济体制都是，政治方面被资本家/公司巨头所支配。实在遗憾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he Truth and Recocilliatron Commission）没有用一个正义与和解委员会(the Justise and Recomilliation Commission)来补充，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揭露1894～1994年期间，被英帝国所制度化，并由代表在南非的两个白人（或欧洲人）定居集团的西方公司，所支持的南非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直到20世纪末期——系统性的致富与系统性的剥削和剥夺（或贫困）。
为什么非国大没有任命这样一个正义与和解委员会？正如前述，1994年之前，在公司部门和非国大领导核心之间达成的实力集团的妥协（或实力集团的阴谋），赦免了白人公司和白人公民在剥削和剥夺黑人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也使白人将他们积累的所有财富，包括社会和物质财富——也包括不正当积累的部分——几乎完好无损地转入了新南非。实力集团妥协也使他们的白人精英主义几乎完好无损地永久化了。当实力集团妥协的协议达成之后，非国大领导核心被承认能够执行一个建立黑人实力集团的政策，但是，它却被剥夺了权力：追究白人公司和白人公民在“非正义的世纪：1884～1994年”期间对黑人系统性的剥削和剥夺的责任就在始于1899年10月11日的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德兰士瓦政府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非正义的世纪》。此书出版的目的在于揭露英国殖民政府以非正义的方式对待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没有这样一个正义与和解委员会的不幸是，白人将永远不会知道，1993/1994年达成的解决方式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所带来的利益是多么巨大。
非国大政府利用赋予它的权力，通过相当可疑和短视的方式，执行黑人经济振兴和平权行动政策以及通过肆无忌惮地掠夺财政预算，建立起黑人实力集团。1994年之后，白人精英主义和白人公司主义的永久化以及在过去18年中建立起来的黑人精英主义，对于穷人和失业者的危害来说，可以被认为是1994年以来收入分配不公平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在过去18年期间，基尼系数从0.66增加到0.70。2008年，最富的1000万南非人占有了全部收入的几乎75%，而最穷的2500万人仅得到不足8%（雷勃兰特等人，南部非洲劳工与发展研究机构,2010）。
面对南非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公平，有必要向南非人重提奥昆（Arthur Okun）在1975年提出的“漏桶实验”理论。奥昆认为，当再分配发生时，水就会从富人较满的池中取出而转入穷人较空的池中。根据奥昆的理论，水从满池转入空池总会有一些漏桶，一些水会漏到地上造成浪费。因此，再分配是一件棘手的工作。然而，奥昆争辩说，鉴于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收入都是如此的不公平，因此，牺牲一些效率来换取更多的公平，不构成大问题。通过这种公平和效率的交换，社会整体的健康状况可以有相当大的改善。
让我们以南非为例。如果最富的20%的人将他们收入的5%通过“漏桶”转给穷人，富人的收入将下降5%，而穷人收入的增加将超过60%。但是，由于漏桶，穷人得到的利益会较小一些。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收入的再分配——从最富的20%到最穷的50%——将会提升南非人总体的幸福水平，并且如果我们想在南非创立一个高尚和文明的社会，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国家中收入的分配越是不公平，如果水从富人的“满池”中转入穷人的“空池”中，总体的幸福水平就会增加的越高。
南非的收入分配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之一——如果不是最不公平的，这可以归咎于这样的事实，在迄今南非的诸多政治——经济双重体制中，没有一个的政治层面强大到足以抑制资本家/公司经理人层面；它也没有强大到足以使收入分配如20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西方国家中曾经做到的那样公平。1994年以来，与一种社会民主体制和收入公平化相反，南非在过去18年经历的是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加强了我们双重体制中的资本家/公司经理人一方,在南非的国内收入分配中制造了甚至更大的不公平。
尽管在所有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富裕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但是，富人通常不准备承认，他们之所以成为富人是由于大多数是穷人。富人通常否认富裕和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不喜欢被当作是穷人的对立面。富人对于他们的财富总是非常自信、非常自满、非常自傲。他们总是持这样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拥有，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创造性和坚毅，因此，没人有权利从他们那里拿走。在南非的案例中，在1994年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正是政治和经济权力架构在造成白人（人为的）致富中发挥了作用；1994年以来，同样是政治和经济架构（人为的）造成了实力集团的致富，这是如此明显而无需争辩的事实。在南非，我们面对着严重的贫困问题。同时，我们也面对着严重的富裕问题。
2006年，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描述市场价格以及市场力量对收入分配影响缺乏可信性时如是说：世上有一种奇怪的推定：有一种称为“市场结果”的东西，不论是何种规则的私人企业、上市公司或非市场机构，都与存在的这个市场绑定……（这一推定）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经济概念的使用总是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资源的可获得性和经营的规则相联系……取决于这些条件，市场经济本身将会产生不同的价格体系、贸易条款、收入分配以及更为全面的来说，非常不同的总体结果。阿玛蒂亚?森所要争辩的是，市场价格和收入分配永远要取决于那些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使其实现的条件。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下，使其实现的资本主义条件永远是：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可以轻易被“扭曲”，从而有利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有利于那些拥有大量可市场化资产（物质或人力资产）的那些人以及有利于与政治权力和大众宣传机构有关系的那些人。富人和掌权者永远处于强势地位来影响信息的传播，并且也处于强势地位来散布错误的信息——主要是通过鼓吹消费主义。因此，不公平的权力和财产的分配，是造成那些扭曲市场结果的信息不对称和国内收入不平衡的原因。他所要争辩的是，只要让资本主义机制任其自行作用，资本主义使其实现的条件将永远使得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公平。鉴于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中财产和权力分配的不公平，资本家永远处于无情地利用不对称的财产和权力关系来为他们巩固自身致富的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永远有必要由政府执行全面的再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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