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兴起的原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文化都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称为“婴儿潮”的一代人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青年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决裂、大学校园里的“自由言论运动”（FSM）和政治上的反战运动等以激进左翼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兴起原因的若干解释
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的兴起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在前文已有所涉及。本节试图就美国社会各界对60年代青年运动兴起原因所做的解释做一些梳理，以便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围绕青年运动形成的各种观点。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运动吸引了美国社会各界的目光。他们对青年不同以往的“反常”表现、青年运动蕴藏的惊人能量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力感到震惊。在“青年怎么了”的疑问中，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青年运动兴起的缘由做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尽管也许有失偏颇，但可以为我们认识青年运动发生发展的规律提供一定的启示或多样化的分析视角。
（一）心理学家的解释
在60年代早期，学者们多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以学生群体为主体的美国青年运动。在有些研究中，学生们常常被描述为不正常的人，他们的情感稳定性、自我控制力和知识能力都有别于大多数人。这种解释认为，反叛学生受潜在心理的驱使，以反叛来满足个人的情感需要。
Seymour L. Halleck,“Psychiatric Treatment of the Alienated College Student,”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November,1967）,p.96.
许多心理学家对研究对象的家庭进行了探究。他们认为，激进的学生往往来自于受到干扰且无组织的、存在着未解决的冲突的家庭。家庭压力、环境压力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混乱是疏离青年产生无望感和自怜感的因素。青年感到压抑，他们处在绝望的边缘，因此要通过将负面能量释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中去的方法，来缓解内心的紧张不安。总之，在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中，沮丧和自毁常常被看作是学生的特点。
在1964年首次较大的学生反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路易斯·S·福厄正在伯克利担任社会心理学和哲学教授，他较早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概念。他把学生的激进主义主要看作对父辈权威的反叛，一种出自青少年天性的普遍的代际冲突。在福厄看来，青春期是人生一个痛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青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东西。作为一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学家，福厄尤其相信父母和子女之间所谓的恋母情结。
Lewis Feuer,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Basic Books,Inc.,1969）,pp.1-12.福厄认为，只有当老一辈权威出现问题、社会历史环境产生危机或失去了代际信任的时候，才会出现青年反叛。
在福厄看来，激进的学生不愿意面对成人期，他们在情感上是不稳定的。正如所有的代际冲突一样，60年代的反叛对于福厄来说是一种爱、恨和矛盾反应的混合——充满了青年难以面对的无意识的情感。他认为，潜在的心理需求为这些运动提供了动力，青年反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老一代有责任带头恢复对其自身领导能力的信任。心理学家布朗克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行动主义者对父母的认知度非常低，并对他们持否定态度。
“Socialization Correlates of Student Activism,”Journal of Social Issues（Fall 1969）.
然而，也有人批判“家庭病理学”理论。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肯尼斯·坎尼斯通进行了几次独立调查，其中包括对青年激进派领袖的访谈和对他们的性格、情感和态度的定性判断。他发现，激进派往往具有相对稳定的家庭背景，有着与其父母相似的价值观，他们安定、健康、接纳自我且稳定，在道德上比普通学生发展得更好。
Kenneth Keniston,Young Radicals:Notes on Committed Youth,（New York:Harcourt, Brace & World,1968）.理查德·弗兰克斯做了大量的定量调查，收集了抗议群体的班级、宗教、性别、父母职业、教育和政治倾向，以及所在大学的类型等方面的数据。他发现，抗议者往往来自中产阶级的、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家庭，而不是工人阶级或缺乏足够教育的家庭。他们聪明、严谨，在学校里表现良好并具有领导才能。对父母态度的调查表明，父母从原则上讲是支持孩子的行动主义的。
“Who Protests:the Social Base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in Julian Foster and Durward Longs Protest!
Student Activism in America,（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0）.弗兰克斯也认为，代际冲突理论有局限性，不足以解释学生的叛乱。
另外，有些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养育孩子的方式来说明激进主义的滋长。他们认为，那些反叛者的父母往往运用在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争论性的养育技巧。这些父母比较宽容，他们在孩子开始工作之前就使孩子养成了及时行乐、追求欲望的满足的态度。他们没能在孩子可塑性较强的岁月里为孩子确立思想和行为的恰当界线，他们的孩子是在缺乏对权威的应有尊重和内在约束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孩子会变得自我骄纵、不守纪律、缺乏耐心且行事强硬。在他们看来，学生激进分子就是惯坏了的、不成熟的青少年，哪怕是面对一丁点儿的挫折，他们都会做出愤怒的回应。
George F.Kennan,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Boston: Little, Brown,1968）.see also E.E.Sampon,“Student Activism and the Decade of Protes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3(3),1967,pp.1-33.
总之，心理学家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青年运动的发生进行了解读，他们提出各种建议，力图恢复青年的“心理健康”，避免类似混乱的出现。他们强调心理学的“无意识力量”是青年行动主义的动力，这使围绕青年运动的讨论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问题本身。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