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个地区内的每个国家就像一根线，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线正被编织到一起，织就一幅新的区域性的画卷。区域主义（此处按习惯做法定义）和区域化（此处定义为一个需要参与的过程）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的模式。相反，它们正在把这些模式组合到一起，形成新的、不同的、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模式。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批评家和政客以前都是从不同国家模式的起起伏伏的角度思考区域形成。比如，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美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发展时，美国却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危机的预警上；人们普遍认为东亚能反映出这种国家命运上的转变，因为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就在眼前。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一个大逆转。现在，美国的实力达到顶点，日本却踌躇不前；东亚再次成为投射出这种国家命运转移的屏幕，只是这次时代变了，变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同时，中国的崛起暗示着一个新的地区大国的到来，还有印度潜伏在后方。如果我们继续愚蠢地坚持国家模式的区域延伸，那么中国和印度的时代将会到来，也会消逝。对于国家模式不恰当的崇拜是短暂的——似乎每个模式在衰落之前都经历了短暂的辉煌。
现在转变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东亚正快速超越任何单一国家模式，发展成为几种选择共存的局面，并且出现了真正的复合型的区域主义。本书通过具体考察日本和东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述此观点。本书会成为研究区域形成方方面面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要求我们从美国和美国化、中国和中国化、印度尼西亚和伊斯兰化以及其他亚洲政体的观点来追踪这些过程，其中一些亚洲国家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参与这一地区事务的形式。因此，本书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着眼于小的焦点。可是，如果本书，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在东亚区域主义否认了传统上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案例研究是成功的话，那么其他的学者可以从对其他国家有利的原则出发来研究复合型的区域主义。
这个论点对于那些把日本看做一个正在衰退的政治、经济大国的人来说，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日本2002年最畅销的歌曲名字是《好的，不要当第一》（Its OKNot be Be No1）， 这和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1979）正好背道而驰。难道中国不是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头羊了吗？难道中国不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位置的国家吗？那么为什么要从日本的观点分析东亚区域主义？这些问题看似有道理，因为现在媒体中有很多对中国有利的报道，这让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媒体对日本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奉承。但是，这些都很牵强。
虽然中国增加了它的国防预算，但就总的国防费用以及军队的技术尖端程度来看，中国仍然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区域军事大国。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和美国之间一直保持持久的同盟关系。由于日本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持中立的立场，未来东亚的权力转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日本和东亚如何参与对方事务。
此外，日本经济、社会的技术尖端继续大幅度领先中国。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依赖的是外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这样的事实制约着中国，使中国法成为日本或美国在技术上的对手。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到21世纪初已经吸纳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日本在1945—2000年间积累总和的10倍。2002—2003年，外资公司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55%，占高科技产品出口量的85%。外商独资企业占中国新外国直接投资的65%，并且掌控着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合资企业相比，它们更不愿意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日本、韩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外国人对中国技术的基础有更大的控制权。
总之，给予中国应有的地位和因为所有不相关的意图和目的而对日本下结论之间是有区别的。在两国的声望方面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显然胜过日本。但是相当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差距仍将使今天日本的地位和明天的中国可能会达到的地位有所区别。
在第一章里，我要解决四个问题。首先，日本化、美国化这样的过程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对于真正属于复合型的东亚地区而言，越来越严重的中国化会产生什么影响？其次，谁是东亚区域化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机制又是什么？再次，在哪个政策领域里，仍旧可以辨别出国家模式的区域延伸？在哪些领域里这些模式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最后，我们该如何思考东亚并分析东亚在区域构成中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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