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能记起的片断中，我感觉我的童年是愉快的，我经常同本村的几个小伙伴一快玩耍、捉迷藏、逮鱼、采山果等，而且还很受父母的宠爱。记得那时也是父亲一生中最风光的阶段。由于他根红苗正、勤劳能干，被选为贫协干部，经常带着我去开会、吃大伙等。并教我喝酒、猜拳行令，而且给我很多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这让我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只能在过年初一的早上来我家拜年时，父亲才给他们每人发上一个。
由于父亲没文化、脾气暴、又意气行事等，后来被挤了下来，在生产队担任队长、贫协代表等职。于是脾气越来越坏，一喝醉了酒就好发酒疯、打老婆孩子，这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比如他在外面一旦喝醉了，就开始与人争吵，被人送回家后，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都要将孩子们叫进来跪在他的面前，非打即骂，听他的训斥，活像一个暴君一样。母亲只能在一旁小心地伺候着，给他倒水拿烟，稍不如他的意就将茶杯茶壶摔碎在地，开始打骂母亲，然后拿着竹板或木条挨个训打我们。我常常跪得腿脚麻木，浑身打战。由于那时我还小，加上他对我的偏爱，我每次还是第一个被他赦免去睡觉。可怜我的姐姐和哥哥，则每次都要等他训斥够了，精神疲惫后才算结束。最可悲的是，他这种酒后的做法又逐步发展到平时对我们做错事的责罚上，而且强迫我们的母亲也照他的样子做，一点也不许袒护我们。因此，我姐姐哥哥受的罪自不必说，我只列举几件我个人挨打的事，就足以说明我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在我六七岁时，一天下午我同哥哥发现了放在抽柜中的一个给猪打针用的注射器，我们就拿出来玩，抽入水推射，比谁射得远。由于用力过大，针头飞出撞到墙上被折弯了。刹时，我和哥哥都吓坏了，赶紧将针头扳直，但无论如何也恢复不到原样了，只好放回抽柜里，提心吊胆地待着惩罚的来临。到了下午放工时父亲恰巧又带着兽医来家给猪打针，很快就发现了针头被损坏，父亲便怒不可遏，随即将我和哥哥叫出，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人劈头盖脑地扇了几巴掌，幸被好心的兽医拉住了。我还暗自庆幸这次就算了，谁知父亲送走兽医后，就从屋边的竹林旁掘了一根拇指粗的竹棍，进屋就抓住我和哥哥轮个进行抽打，也不管我们怎样撕心裂肺般地哭叫，直到那个竹棍被打劈、打断，我和哥哥在地上滚不动为止……
随后大哥开始上学了，大姐也随父母一块出工劳动，这时我小妹玉花才两三岁，又有一个弟弟玉海，照看他们两个的任务便落到我身上，天天抱着弟弟哄着妹妹，只要他们不哭就行。有时父母不放心，怕我跑出去玩，出工时就干脆将我们三个锁在屋里，一旦有啥差错，轻者挨骂，重者就要挨打、罚跪。
在我开始上学时家门口的两条火车路改建成了一个列车站。我便开始在车站上玩耍、捡煤渣。由于我的聪明和勤快，车站上的列检员和火车司机都很喜欢我。我给他们扫地、跑腿买东西，还学会了挂接车头和看发信号，并时常帮他们工作。他们也常给我吃的东西和小物品，还经常将货车上拉的苹果、梨、西瓜等拿些给我，但最多的还是煤块。因此，只要我一放学就扔下书包，挎着一个篮子到车站上去，每次都能拾一两篮子煤回去。这样以来，家里的煤就烧不完了，经常送给亲戚们烧。后来父亲为了赚钱，就把煤卖给烧石灰的窑厂，并开始对我施加压力，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叫我起床去捡煤，除了上学外，我几乎都是在车站上待着。由于捡煤渣可以挣钱，村里的其他孩子和妇女也慢慢加入捡煤渣的行列，每天都有一二十人。由于我家离车站最近，我又最早在车站上混，通常都是我捡的煤最多，有时一天可捡一二百斤，因此也常受到父母的偏爱和众人的称赞。但这也给我自己造成了不幸，一旦哪天没别人捡煤多，就要受到父亲的责罚，特别是在冬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叫我起来去，车站上也冷冷清清没有人，我的手脚都冻裂了，我就从站上拾些油棉纱躲在土坎下烧火烤，这样拾的煤就少了，父亲便加重了对我的责骂。记得一次我感冒发烧，早上父亲叫我起来后，我感到浑身无力，一点也不想动，但又害怕父亲的责打，就只好出去将篮子藏起来，趁父亲不注意时又溜回房中，钻到床下，用杂物挡着睡觉，到了吃饭时也不敢出来。母亲到外面喊我，没喊到我，就先吃饭了。吃过饭了仍不见我回去，父亲便觉得不对，到我房中去找我，由于我发烧咳嗽，听见父亲进来，我赶紧用手捂住嘴，怕咳出声来，结果还是引起了震动，被父亲发现后拉出来狠打了一顿，没让吃饭便去上学了。走到半路上，我便感到头晕目眩，浑身打战，终于支持不住昏倒下去，待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躺在医院里挂着吊针，父母都守在我身边，父亲见我醒了过来，就回去上工了。母亲则陪我住了两天院，给我做了些好吃的。两天后就被父亲背了回去，随后打了几天针，我总算活了过来。通过这件事，父亲感到我还小，不能逼得太紧。但他仍想从捡煤渣中赚钱，于是就又让我大哥和母亲也到车站去拾煤，稍不顺心同样会遭到他的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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