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代表了今天中国领导人从理论上、观念上、战略上规范和引导中美关系的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代相比，中国变了、美国变了，中美关系也必须随着自身状况、时代环境、特别是彼此实力地位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今天国际体系中的“老大”和“老二”，美中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复杂，但又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1世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究竟能够演变成为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中美两国究竟是重复国际关系历史上的霸权争夺战争（因为“安全困境”的作用而必然引发冲突）还是能够在竞争与合作中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与协调的态势，进而能够走出大国关系的新路子，这不仅事关中美两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福祉，更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能否避免遭受大国战争蹂躏的关键。
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国际关系历史来说，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有国际体系影响力的关系，其本质都是必然充满竞争、防范、甚至战略性争议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崛起大国”与“主导大国”之间的关系。悲观论者会认为中美关系将难以避免地重复历史上大国恶斗的悲剧，因为这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两国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所决定的。美国的优越感来自于美国的现代史和美国成长的政治文化，“天定美国”注定了美国要成为世界的领袖。而中国的优越感来自于中国的古代史。中国曾经有过的“汉唐盛世”以及中华文明曾经以“天下观”为代表的中心主义权力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并不甘心只是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中成长。“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意义就在于：当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中美关系变了，中美两国都不再能够用以前的老套路、老观念、老做法来处理中美关系。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需要两国领导人不仅要有前瞻性的思维，努力管控争议和分歧，更重要的是，需要为两国关系建立新的观念、新的政策框架，尽可能地面对中美关系竞争一面扩大的同时，引导两国合作、共存和双赢的关系前景，并能不断为培育和增强这样的前景凝聚和建设尽可能广泛与牢固的国内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新的、更具时代感和迫切性的政治努力，代表着从观念和理论上规范、引导中美关系的政治责任感。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3月访问美国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要“管控中美争议”。中美关系今天的一个新特点就是，两国关系中合作的一面在扩大，但竞争的一面也在不断深化。中美合作过程不可能替代、甚至也难以削弱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竞争；但中美两国的竞争更需要不能妨害和破坏两国之间有可能进行的全球议题、区域安全议题和双边关系议题上的互利合作。事实上，当中美竞争的一面在增强、合作的欲望与前景也在扩大的时候，如何避免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影响和妨碍中美关系中应该努力发展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合作一面究竟应该如何深化和扩大，才能有助于降低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并为疏导和管控中美战略竞争提供建设性的力量？这些问题，都是今天中美两国交往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重大话题。“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在于提醒两国的政治领导人、政策精英和社会力量，中美关系需要求新、求变。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中国对美国的一种战略上的“再保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外交一再强调和平崛起、强调中国一定不会称霸或者争霸。但和平崛起的外交方针走到今天，随着中国体量的增大、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多样化以及中国在领土和主权争议问题上的矛盾上升，中国对外关系的复杂性和所面临问题的尖锐化都在上升。例如东海钓鱼岛争议以及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都必然涉及中美关系。中国与美日同盟在钓鱼岛问题上博弈的强度，是冷战以来所没有过的。美国国务卿2014年2月出访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行前高调宣布美国将“保卫日本”免遭在钓鱼岛受到攻击。2014年2月5日，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质疑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越来越“咄咄逼人”，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性质和权益要求。美国这种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公开力挺越南和菲律宾、拉偏架的行为，中国当然予以了严厉驳斥。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特别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加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也在日益深化。担心中国和美国争夺东亚影响力、担心中国想要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的看法在美国政府和智库中正在成为主流。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基调，这两年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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