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还富于民是化解危机的强大利刃
财富的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是相当重要的经济激励
中国在强大，也只是个壳，民富才是根本，国富国强才是圆满的中国梦。
要实现民富，改革的第一刀应把着眼点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上。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国家能否发展，与企业能否发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极为看重员工激励机制，即企业必须提供员工合适的工资与福利，以激发员工的热情与斗志。越是在危机时刻，适当的激励越重要。中国经济缓滞，民众的信心与勤劳很重要，而信心相当一部分来自这样的成功学逻辑——勤劳就能富有。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质疑这传承了千百年的因果论，勤劳一定富有吗？经济学家陈志武已经开始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言外之意“勤劳而不富有”已是板上钉钉的现实。而更多的人担忧，中国进取的动力与机制保障已消失殆尽：
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
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派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还富于民”，首先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初次分配格局是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最起码让民众认识到“天道”还是“酬勤”的。
初次收入分配主要涉及三方：劳方、资方、政府，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是，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与资方，劳动相对弱势。政府是且走中国财富蛋糕的大头，这在前面章节有所涉及，不在追朔。收入分配对资本的偏爱，是由劳动力与资本的匮乏程度决定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本极度匮乏，财富积累几乎为零，而劳动力则极为充沛，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待业与即将就业的青年，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也源源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
资本与劳动力存量的天然之别，决定了资本的“稀以为贵”。资本成为第一位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以吸引资本，并形成资本决定收入的格局。由于政策对资本多出开绿灯，也使得资本更加贪婪，导致劳动者的工资偏低。
2007年，社科院发布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指出企业利润增加的代价是职工收入偏低。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GDP的比例从53.4％减少到41.4％，而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还是企业利润的2.4倍，而到2005年就降到0.43倍，而同期工业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提高到21.36％。
从收入分配的差距来看，各行业的收入“高低各不同”，部分行业的收入也实在让人羡慕嫉妒恨。2011年12月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提供了一组数据：
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可见，收入明显偏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多为国有资产，由于其垄断地位，这些国有资产每年都有大量的收益。
以2012年为例，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116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经济学家陈志武称，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 虽然这些国有资产没有都产生了大量收益，但我国并未建立良好的分配机制，全体国民并未公平地享有这些资产。
初次收入分配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平衡政府与市场主体时间的关系。不过，市场经济越完善，越自由，政府的干预空间就越小。企业到底给劳动者发多少工资，政府并没有多少发言权。政府能做的只有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将一部分比例的低收入人群进行保护，大部分人并不在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劳动者要改变在分配格局中的弱势状态，还需增强自己的话语权，比较现实的办法是抱团，成立工会，通过团体的力量增强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
政府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消除行业垄断上，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提供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由于大量垄断门槛的垄断，很多民营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其员工的日子也不好过，只有保证资本的生生不息，员工的工资提高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此外，政府还需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机制，将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及其产生的利润，分配给国民。经济学家陈志武主张将国有企业股权、国有资产等通通通打包，成立一个国有资产基金。管理者将这些国有资产基金以股份的形式分摊到13亿中国人身上。如此一来，老百姓就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持有者，并切切实实拿到了股份。国有企业的利润，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腰包，老百姓切实享受到经济增长带给他们的好处。
直接还利于民，是个好主意。其实，政府还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譬如发消费券，既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又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倒也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发消费券“四两拔千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享有“欧元之父”之誉的罗伯特•蒙代尔在2008年举行的“2008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上呼吁，针对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和美国政府都可采取向民众发放购物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蒙代尔的建议可取，发消费券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
对于经济的拉动，尤其是消费的拉动，更多的需要深入国民生活的微观层面，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一方面要减轻国民负担，如此方能实现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固然令人振奋，但我们也不免担忧，气势磅礴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独臂擎天，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拉动GDP增长，但拉动的经济增长链条较短，主要集中于中上游产业，如水泥、钢铁、有色金属领域，对下游产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较小，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也不多，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中央政府应在刺激消费上出重型组合拳，以发放一万亿消费券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
首先，发放消费券是给“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表现，有利于提高公众福祉，是政府的“亲民”之举。金融危机对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造成了很大影响，政府发放消费券，可以鼓励公众持券进行基本生活用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有利于提高困难家庭抵御危机的能力，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其次，发放消费券是最为直接的刺激经济措施，很有可能成为刺激经济的强心剂。发放一万亿消费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消费乏力的状况，提高消费，扩大买方市场，这对以消费品为生产目标的企业是个绝对利好消息。而对那些出口依赖性中国制造类企业，也能由出口转内需，顺利实现转型，避免受困于海外市场。
而且，发放消费券也不是单让商场和中国制造业吃了偏食，整个社会产业链都受益匪浅。商场和轻工业发展了，其上游产业和相关产业如运输、物流等的发展也被拉动，整个国民经济都因消费券的发放而收益。
最后，发放消费券为大量消费品导向型企业输送“还阳丹”，而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承担着解决民众就业的责任。一旦这些企业没有了生命之忧，很多人的饭碗也就保住了。可见，发放消费券有利于保持就业稳定甚至扩大就业。
刺激消费，就需要培育社会消费能力，当市场规律自身无法为提高消费能力提供温床时，就需要政府出台实施刺激消费的相关政策。而消费券的发放，把政府的“还利于民”直接用于市场消费环节，缩短了传导步骤和传导周期，是立杆见影快速培育社会消费能力的有效方法。同时，这也是把中央政府保增长的战略目标直接落实在改善民生上。
养得起老
传统养老方式已经出现断层
初次收入分配中，政府的用武之地不多，我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二次分配上，希望政府在社会保障上有动作，保证民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也是变相地增加民众财富，实现还富于民。
养老，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躲不过的宿命，必将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财富格局。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
歌曲《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中提及的浪漫是件奢侈品，尤其褪去青春外衣的老来浪漫，于世俗的烟火中，畅想“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总透出一些底气不足的怯场。变老，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生命危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积累一定的财富，以化解这一避无可避的危机。
是否养得起老，这是年老者走过当下场景，年轻人步入未来图景，注定躲不过的宿命。不过，对于很多人，未来是一道模棱两可的命题，也是一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处世哲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义正言辞地提醒——养老，没那么简单，人们无法“淡定”。
流行的说法是“三十年后每天吃盒饭还需100万”，没有权威出处，看似空穴来风，却风靡一时。
现在一般盒饭的市场价格接近10元，但盒饭的价格是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上升。假设以4%通胀率计算，三十年后的盒饭每盒要涨到32元左右。一日三餐都是盒饭，一天下来每个人约需100元。仅仅30年的盒饭钱每个人就要100多万元。夫妻双方就需要200多万元，当然这只是最低标准，实际生活还远不止这些，医疗费、娱乐费更高。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在2010年初扔下的预言炸弹比“100万元吃盒饭”更有杀伤力——“2027年退休的职工，在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
当然，一波又一波的老龄化浪潮，也在影响整个中国的财富格局。
老龄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每一组更新的数据都让人心生隐隐不安。2011年8月24日-26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提供了多个数据：
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报告还预测，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
老龄化扑面而来，可怕的是，现有的养老机制已经出现断层。家庭是赡养老人的传统载体，但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整个家庭结构也在洗牌，出现一对夫妻需要赡养两个甚至四个老人的现象，无论是从经济赡养还是情感照顾上，都远远超出这对夫妻的承受能力。人们越来越对这种约定俗成的家庭养老恐慌，反哺的链条愈加脆弱。
养老是个庞大的经济命题，并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随着生命火车越来越慢，老人的健康每况愈下，稍有不慎，就可能生病，这才是养老花销的大头……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一系列费用接踵而来。而且，有些患病老人长期卧病在床，其子女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庭上，影响其事业受损，整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再次下挫。
养老金缺口是块心病
“养儿防老”这一预防年老危机的生命管理方式渐成明日黄花，人们逐渐从更宏观的层次——社会寻找解救之道，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应付养老提供的第一道安全阀。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始于1997年，职工的养老金主要由于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和基础养老金（为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20%，由企业依照个人工资总额的5%缴纳）两部分组成。
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也需坚持“第一时间原则”，即越早越高，1997年显然有些晚了，这会形成较大的历史欠账。因为以养老保障制度实施为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大批退休的员工和参加工作的在职人员，他们并未进行缴费积累，但仍要享受养老保险，前期的缺失的资金只能让社会和后来的缴纳者承担，导致养老金出现缺口。
今天的养老困局，是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我们只能用“拆现在的东墙补过去的西墙”，但养老金的缺口仍然存在。2010年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3420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0555亿元。这一年，还有相当数量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如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湖北和湖南等7个省市地方财政对养老金的补助超过20亿元，其中上海市更是高达107亿。
尽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但个人账户仍是名存实亡，“空账”现象仍是常态。这一代人的养老责任，仍然由下一代承担，如此代际循环能实现良性运行，是建立在代际之间人数相当的基础上。目前在中国，尽管养老保险覆盖率有所提高和保障水平提高很快，但由于基数大，养老保险仍处于低覆盖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仅为2.6亿人，农村新农保的覆盖面仅为1.43亿人左右。
随着覆盖人数的不断扩大，以及老龄化扑面而来，而下一代人数较少，他们的个人账户，根本无法承担过于凶猛的上一代养老需求。
因而，财力不足仍然是阻碍养老保障体系迅速开枝散叶的最常用的理由。根据劳动部门测算，以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准，从2025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140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持城市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
由于中国老龄化的急剧，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逐渐变为人口负债。
中国应充分抓住人口红利尚未结束的黄金时期，多方补充财力，把欠账补上。政府在填补养老金缺口的中扮演的不是救火队员，哪里出现亏空就临时提供不久补贴。这种财政兜底式的补黑洞做法，显然缺乏长效性与计划性，政府需要改变救火队员的角色，而应该出台预算性的财政制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填补亏空。
填补亏空，说到底，就是为养老保险的缴纳缴纳寻找下家。中国老龄化带来的残酷考研时，交钱的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越来越多，如何合理地填补亏空？
一种策略是提高退休年龄，这项政策被看做一箭双雕，既能推迟参保者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还能增加工作时间和缴纳养老金的数额。延迟退休对中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的老龄社会已经到来，我们的人口红利也基本上用尽了，所以无论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估计未来三到五年，延迟退休将逐步开始实施。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延迟退休，但其实我们已经在开始这样做了，比如对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医生、一些老师，在他们退休以后又返聘回去，这实际上跟延迟退休异曲同工，否则也是对劳 动力的一种浪费。当然，我们也要分行业的不同，职业的不同，分步实施。
国有资产划拨以及财政补贴，也是人们争论的填补资金黑洞的热门候选，可以考虑将大量国有资产、土地出让金收入纳入社保体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建议，“中央统筹国民化”结构：“由中央统筹支付国民基础养老金,就是能让人吃饭的那部分钱,当有人想放弃这种待遇时,应该给予其奖励证书。但这部分钱的比例不应太高,达到上一年人均消费的50%就可以了。我曾经算过,这部分钱相当于一点五到两个百分点的GDP。这个结构在理论上能够让我们老有所养。”
国有资产的盘子很大，每年的收益也不低，全国人民都是国有资产的股东，但我们这些股东徒有虚名，很难享有分红。通过将国有资产社保化，既为人民享有国有资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渠道，又解决了资金缺口不足的问题，一举两得。
谁能为你的未来买单？
让很多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是全能式的，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而欧洲的高福利模式则让不少国人“羡慕嫉妒恨”。
在中国，社会保障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如果仅靠高福利就能享清福，老来获得大笔保障金，恐怕不现实。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多，又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盘子看着大，但被切割的次数也多，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那部分财富根本无力承担全民的高福利。事实上，不但养老如此，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国家也不可能大包大揽。
而且，金融危机以来，高福利国家凸显了不少问题，如激励制度匮乏，“懒汉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整个国家活力不足等。
年老要想过上体面而又尊严的生活，还需双管齐下，搭建由社保和个人储蓄组成的双层养老金字塔。
其中社保为底层，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障，为最基础的保障，能够保证人们最起码的衣食住行，虽然不能锦衣玉食，却能保证人们不至于因为年老失去劳动能力，而露宿街头。社保方面除了资金池子不够大，还存在一个重要的漏洞是不公平现象，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与企业职工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不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就能获得丰厚的，其性价比远远高于企业职工养老金，养老金并轨制已是大势所趋。
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养老金双轨制采取“大踏步”的改革并不现实，“老方法”和“新方法”会并存一段时间，所以双轨制的问题还要长期存在。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应该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新人用新办法，老人用老办法，分步解决。
我们应该相信，虽然政府的变革不是面面俱到的，在某些时候会偏重某些阶层，在另一些时候会偏重另一些资本，而民生将会是最终的落脚点。尽管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种种漏洞，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养老社会保障这张大网会逐渐从覆盖一部分得利者，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直到“社网恢恢，疏而不漏”。
大到一个国家、政府要懂得危机管理，小到个人更要学会未雨绸缪。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政府与社会，个人更应未雨绸缪。
养老要早规划，不要等到五十岁或者六十岁临时抱佛脚。退休规划的完善与否，决定了你是否能在退休后过上舒适的生活。如果从30岁开始，你还有25到30年的时间来准备退休后的生活。如果太晚了，即使你的每月投资有最大限度的回报，由于时间的原因，你的退休基金积累金额可能都不够供你晚年舒适悠闲的生活。
懂得适度投资，科学理财。如果你单纯采用银行储蓄的方式积攒退休基金，银行利率较低，再加上通货膨胀，导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年年都在贬值，那么三十年后你本用来支付一周生活开支的预算还不足以购买一餐盒饭。因而，可以考虑退休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投资，譬如股市、基金以及保险等。
面对未来不可避免的现实——变老，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政府层面需锐意改革养老制度，应保证从容应对白发浪潮到来时的挑战；同时，我们每个人更要懂得提前切割危机，早预防早规划早创富，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看得起病
为什么“看病贵，看病难”
“有什么别有病”，人们最惧怕的就是生病，因为生病不但伤身也“伤钱”。
卫生部门统计，2008年个人支付费用所占比例呈上涨趋势，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07年的45.2%。 2005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应住院而不去住院。 2011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79.8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6632.2元。一次住院费接近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
我们不但看病贵，看病也难。当然，你去农村的赤脚医生、社区医院或等级不够高的医院看病时，看病并不难。在知名度较高的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则是人满为患，专家号更是一票难求，彻夜排队挂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人们一直满腹疑虑，为什么看病这么贵？
看病贵，缘由之一就是医院收费高。为什么“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开始铜臭味十足，因为医院也要“养家糊口”。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提供的数据称，中国公立医院有名无实，国家投入只占10%，其余90%则需要医院自筹。医院的医生也是凡夫俗子，衣食住行样样都需求，为了医生的生存与福利，医院难免要考虑生财之道。一旦头上悬着“挣钱”这把利剑，再人道的医院也得考虑从患者身上多捞些油水了。公立医院生财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以药养医”和“以技补医”。有些医院的医疗服价格低，就可能会在药品和检查上下功夫，如通过重复检查、过度检查、频繁开药等增加收费。
备受诟病的还有药品价格。
中国的医药，有一个长长的产业链。在药品从药厂抵达消费者的途中，有很多中间人隐藏在利益链条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通过抬高药品价格获取利润的机会。由于层层盘剥，一些本是出自寻常百姓家的平民药，也在利益链条的包装下，摇身一变成了令人消费者咋舌的昂贵药品。
与医疗行业相比，药品行业的门槛要低得多，对民间资本设置的关卡并不森严，整个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医药行业蒸蒸日上，药品价格并没有遵从市场规律，反而在价格虚高徘徊。参与其中的各个角色，热衷的不是比着降价，而是比着给回扣，市场规律成了小丑，最终埋单的是消费者。
人们看病时，还在一个问题上相当纠结，即要不要给医生红包？
明明医生救死扶伤是职业操守，他们拿着工资，就应该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医生职责，尽心尽力治病救人，为什么患者还要额外“嘉奖”医生？患者给医生送红包，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表示谢意，二是花钱买平安（医德）。那么为什么医生要接受红包？医生工资低，相对剥夺感严重是首要原因。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下，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医生的不平衡感加剧，免不了“曲线挣钱”，患者又对送红包乐此不疲，于是也就乐得顺手推舟，送个人情，让送了红包的患者安心，自己也能弥补低工资的缺憾，通过自发的形式纠正管价失误。
医院的盈利目的、药品价格畸高、送红包一系列因素导致看病贵。让人们郁闷的是，看病不但贵，还难。根源在于中国医疗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公立医院。
社区医院医疗资源缺乏，医生医术还欠火候，只能救个头疼、感冒、肚子疼的急，病情稍严重，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洋医院太少，不可能人人都扎堆去洋医院。民间医院的名声，也被一些不厚道的诊所败坏得差不多了。“黑心诊所漫天要价”、“不良诊所治死人”，时不时在报刊杂志上冒出的控诉，让人们对民间医院草木皆兵。在中国，真正高质量、高信誉的民间医院并不多见。身体不是儿戏，一旦有恙，人们往往会选择口碑好、资源集中的大医院就医。以2010年为例，该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18.7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91.7%），民营医院1.7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8.3%）。2010年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达90%，而民营医院仅为59%。
人们越对大医院趋之若鹜，大医院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往往医生说钉就是钉，说铆是就铆，消费者只有悉听尊便的份。医生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从理论上延伸出其药品话语权和较高的劳动价值。但是，由于特殊的价格管制，医生较高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不平衡感严重的医生难免会生出其他的一些生钱之道。医生的药品话语权，则为医生该走其他省钱之道提供了权力，药品话语权也有了寻租的空间。
有不少人义愤填膺，认为医院太黑，医生太没良心，连救命钱都要赚。很多看似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其实更多是体制原因，如政府的管制过多，但提供的财政支持很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行业的门槛高等……一系列体制原因，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能不能从根上解决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还要从医改下手。
医改向何处去
2009年，对于中国医疗改革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沉寂多年的“二次医改”再次启动，试图给范围更广的人们更为可靠的医疗保障与福利。
2009年4月7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年-2011年）》（以下简称《方案》）正式推出，按照官方说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增强；保障水平提高；部分医疗服务由政府埋单；公共卫生经费增加，群众得病机会减少；人们有望用上低价药；“看病难”问题也有所缓解。
看病，对于富人或许不算什么；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或许就只能“小病拖着，大病等死”，或者砸锅卖铁了。一场大病，就可能把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拖到贫困线上。看得起病，看得上上病，既是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一个国家的民生必答题。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即使是举全国之力勾勒的理想蓝图。在向理想高亢迈进的途中，总有一些看似不经意实则必然冒出的一些不和谐插曲，有意无意的消耗着我们的信心指数。
2009年4月，新医改出台。2009年，中国宣布计划投资1,240亿美元推行医疗改革，到2013年，中国政府实际花费超过3,710亿美元。然而，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在2013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却给我们泼了冷水——中国人依然难以享受医疗保险。大约81%的受访者表示，看病是件难事，超过57%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看病要比四年前难得多（相比之下，20%的人认为现在看病变得容易了）。有关医疗费用方面，9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昂贵，87%的人认为，医疗费用要高出四年前。
要彻底改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保证新医改方案坚定不移扎根现实土壤
如果新医改方案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切实贯彻，那么，人们能从医改中获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更多的人纳入医保范围，人们“看得起病”；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人们“预防得上病”；有更多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成立，人们“看得上病”。
然而，政策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当各项政策欢欢喜喜从中央的文件，一层层向现实的土壤渗透时，现实的反应并不能与政策达到分秒不差的吻合，可能会出现偏离，甚至南辕北辙。
所以，政策的执行力直接决定着政策，到底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还是真刀实枪的作为。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政策有序落实，以免惠民的政策打了水漂。
其二，掌握好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度
新医改方案提出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药品加成收入被强行砍掉，似乎可以解决医生漫天要价问题，患者药品负担有所降低。
但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并不多，难以满足医院的支出，谁来补偿这个缺口？
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收入为例，医疗收入占53%，药品收入为40%，财政补助收入只有5%，其他收入占2%。如果少了药品收入这个收入大户，医院的财政收入会出现大缺口。
如果财政补贴不放松钱袋子，打着“公益性”旗号的医院只能暗地里向市场靠拢，最终叫苦连天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是医改大方向，“忽视对医务人员的支持，‘坚持公益性’难达目的；而过于强调医务人员待遇，忽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任务，医院的发展就会跑偏，就会发展为创收的积极性。”
如果只注重医院的公益性，频频打着“白衣天使”的旗号，号召医生人员坚持清贫的原则下恪守职责，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恐怕会出现大批逃兵，或者滋生医疗服务的寻租。
因而，把握好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张力，一方面，对于消费者，公立医院着眼于公益性，为公众提供优质廉价的服务；对于医院的大夫与护士，则要实施相应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动用资源，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毕竟“白衣天使”也食人间烟火。
协调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关系，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是关键。
其三，引入竞争机制，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和生存门槛。
如果在政治、法律以及政策层面上保障民营企业有进入的权利，只要不是“经济成分”门槛，不管进入这一行业的技术、资金、经验门槛有多高，民营资本也会克服一切困难，成功打开市场之门。
政策上，民营资本在医疗市场的生长空间日渐开阔和明朗，但口子在政策上已然打开，并不意味着豁然开朗到淋漓尽致。民营资本虽然在政策上拿到了“尚方宝剑”，但一旦扎根现实的土壤，又会遇到种种政策、道德乃至大众文化上的歧视，这就是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遭遇的现实玻璃门。相关部门包括社会，应逐渐打消对民营资本的歧视，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获得与公立医院竞争的权利与环境。如果鲶鱼效应发挥得出色，“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也会得到改观。
住得起房
谁在毁掉中国的房地产？（一）
任何行业发展都不能逃脱相应的经济规律。某个经济运行周期中，有涨有跌并不是一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不过，在如今的中国房地产业，有个非常奇怪的现状，也是一个不好的趋势——房地产商眼中的房价就应该一直牛气冲天，只能升不能跌，一旦跌了就是“阴谋论”，就不正常。这无异于强盗逻辑。
长时间以来，与居民收入相比，中国房价高得有些离谱。国际经验普遍认为，合理的收入房价比为1：4至1：6，此时市场繁荣、成交活跃且价格稳定。据调查，中国大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1：6，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都超过了 1：10，甚至更高。虽然一定时期内收获了高额利润，但身处泡沫中的房地产，随时都会面对泡沫破碎的危险。
房价之高危及民生。从2005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政策规范房产价格。然而，当房地产开放与地方经济增长，即卖地成为地方政府拉动GDP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后，中央政府的很多针对性措施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于出现了“越调控，房价越飙升”的恶劣现象。
终于，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并重拳出击后，2008年收取成效，房价在“拐与不拐”的争议中趋于稳定。但在“房价只能涨，不能跌”的逻辑的支撑下，当房价稍微有些理性回归的架势时，地产商们坐不住了：救市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仿佛自己遭遇了莫大的不公平。他们开始“绑架银行”，“忽悠百姓”，乃至于还有些房地产商使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泼皮手段，以性命作为要挟，“不要逼我们自杀”，要求政府政策救市。
更荒诞的是，一些地产学者竟然搬出，离婚、未婚同居等都能刺激购房需求，来辩解“刚性需求拉升房价”。他们言之凿凿，摆出的道理是一套又一套，且有道理、有数据、有底气：理论上，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房子。离婚使一个家庭变成两个；至于未婚同居，也总得有个居住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房子的——这么多人要房子，能不刺激购房需求吗？
恰巧，2008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次贷危机爆发直接导致金融危机，并随之蔓延到实体经济。中国未能独善其身。于是，保8的目标更是给了地产商获取政策支持的最好借口。而受房地产市场低迷，熬不住土地拍卖低迷之苦的地方政府也按奈不住，纷纷加入到救市战役中。全国近谁在毁掉中国的房地产？ 20个大中型城市，政策暖风一次次吹进房地产行业。
经过一年调整，进入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不过， 2009年房地产市场又开始吹暖风：销量上升了，房价提高了，市场回暖了，有需求的老百姓终于掏钱买房了。这本来是一副很和谐的场面。其实，老百姓们很通情达理。他们并不是不要地产商们盈利，只是希望这群人赚钱时悠着点，别太狠，别太不顾及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可是，有地产商坐不住了。现在又能赚钱的这群地产商开始回想起了那段“房子能当白菜卖”，大把大把数钱的日子。一些为了快速拉高房价，诸如花钱请人托市，雇人排队，请所谓专家忽悠，人为刻意制造房产脱销; 任何行业发展都不能逃脱相应的经济规……种种不合适，不和谐的手段“浑水摸鱼”，搅乱市场。
的确，十三亿中国人中，刚性需求是很大的。人人都想购房，但收入决定支出，口袋里没有足够的本钱，即使离婚、未婚同居需要房子，口袋无钱又如何能买得起房子？我想地产商，还是地产学者们，需要牢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地产行业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暴利，把房价降到合理水平，才是行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之计。那些，挖空心思，抱着暴利不放的地产商，其实是在自掘坟墓，是在毁掉这个本该充满朝气的行业。
谁在毁掉中国的房地产？（二）
近年来，中国土地市场“财大气粗”的央企成为绝对主角，不断以令人咂舌的高价，在各大城市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
地王队伍里频频出现央企的身影，与央企可以获得国有银行支持的雄厚的资金链不无关系。与民营房产企业相比，央企拿地之所以呈现疯狂状态，因为它无需承担成本压力，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利润来拿地。
事实上，有多少央企拿地是靠自有资金和利润的积累？
银行的宽松信贷条件，为央企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有银行们对带着“国”字号的央企发放贷款，没有政治压力与负担，银行领导人不存在仕途风险——反正钱都是国家的。如贷款给民营企业，倘若还款出现问题，银行领导势必被问责。相反，央企欠下的银行贷款，即使无法偿还，背后还有国家这个靠山，所以银行对央企贷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高利润的诱惑下，央企当然也乐得用贷款来拿地，并且无所顾忌。
反观，民营地产企业却缺乏这样的“底气”，自负盈亏的特质使其风险承受力弱于央企。民营地产企业要量入为出，在拿地之前需要对市场做出判断，同时毕竟还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股东负责。向来以“不差钱”自称的SOHO中国潘石屹，在拍卖广渠路15号地时，被迫在39.5亿元的价格上止步。
市场经济之下，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由竞争，民营经济对经济的激活作用有目共睹，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更是不能缺少民营资本的推动。
但近来，在一些行业中，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如2009年9月，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日照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亏损的山东钢铁将日照钢铁兼并；2009年民营航空集体折翅，2009年3月17日，四川航空集团公司向鹰联航空注资2.286亿元，持有鹰联航空76%股权，鹰联航空成为国内首家改姓“国有”的民营航空公司。
在这股国进民退风潮中，地产行业央企纷纷拿地，刷新着一个又一个地王记录，风光无限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未知的风险？
央企地产企业高价拿地，造成土地集中，必然导致房价飙高。根据统计数据显示，部分开发商的买地速度明显高于开发速度，已出售土地中，相当一部分被储备起来，如果开发商拿地不是为了开发，而是利用其稀缺性特点等待升值，不能形成商品房供应，导致土地实际有效供给减少，肯定会推高房价，最终会导致风险不断累计，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受伤害的不仅有银行，还有实体经济。
央企的“东家”是政府，更是全体人民，央企如果真要进军房地产业，也应该以圆普通民众的“住房梦”为目的，而现在的疯狂拿地，明显是站错队的行为。
另外，在央企不计成本疯狂拿地时，民营地产企业的命运注定悲惨——竞争是死，不竞争也是死：与央企竞争，是自不量力，自寻死路；不竞争，是等待被淘汰，也是死路一条。这让人不得不忧思：中国的房地产未来会怎样？是谁正在毁掉中国的房地产？
出台物业税是个好办法
有人说，物业税10年内都不会开增。这句话说有道理，也有道理；说没道理，也没道理。
如果房价得到平稳发展，理性回落，那么，物业税的出台就不会那么急迫。中央政府会在统一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权衡物业税出台的时间，甚至10年后才出台也不是不可能。可如今，房价又撒欢似的涨，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失效的情况下，恐怕会不得不快速出台其它政策以抑制房价上涨。
2009年5月25日，国务院通过并对外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其中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那么，是谁逼着中央政府出台物业税？我看是疯狂上涨的房价以及又开始疯狂的房地产商。
很多年前，我在南非开普敦旅游摄影时，看到桌山周围海边以及前往好望角的沿途有许多漂亮的英式别墅。我向导游询问：这些别墅都是什么人在住？导游说，原来别墅的主人早已退出，而现在的主人大都是世界各地的富翁和明星。我又问为什么？导游说因为南非政府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南非旅游，特别是名人们能在南非停留，就设计了征收别墅特别物业税。我这才明白，这是南非政府在通过征收物业税来腾笼换鸟，物业税的厉害可见一斑。
中国政府正考虑开征物业税，显然，这是治理中国房地产泡沫顽症的一剂良药。有利于抑制投资需求，增加持有成本，有利于实现房价的平稳发展。
这几年，中国的房价翻番上涨，高处不胜寒的房价让普通老百姓望房兴叹，房市出现大量泡沫，泡沫越来越多，一旦破裂，即使不会出现美国的次贷危机，但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致命创伤。中国政府开始通过打出加息、提高二套首付比例等重型组合拳，抑制中国房价的快速上涨，以实现中国房价的理性回落。但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中国经济也受牵连，如果此时再实施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的困境。由此，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继续开降温药，伤经济；若开“加温药”，伤民。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从大局出发，政府不得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本意不是为给房地产商撑保护伞，但不反对其实就是支持，何况很多政策如降息、刺激消费等政策，还是无意中为房地产提供了活下来甚至继续保持高房价的空间。事实上，中央政府无奈地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绑架了，在中央政府的阳光政策下，房价又开始灿烂起来。
之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没有挤干房市里的泡沫。2008年，房价虽然有所下降，但多是不温不火，与蛰伏无异，如今借着政府的调控东风，又有了抬头的迹象，没被挤干的泡沫又开始迅速膨胀。可是，此时政府不能下猛药，下狠了，其他经济领域也受波及，恐怕中国经济恢复的嫩芽还来不及变绿，就变黄了，是得不偿失。
于是，开征物业税，是针对性较强的调控政策，是只对房产的“过热症”开的药方，不会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太大影响。开征物业税将会增加囤房捂盘者的持房成本，炒房者不得不通过降价售房。同时，开征物业税，也会促使开放商开放更多中小户型，这符合普通购买者的购买力，有利于平衡市场供求关系。而且，不管物业税最后以何种形式、什么样的条文出台，“基本自住需求者不征税，超过居住标准才课税”已是共识，老百姓不会受到影响。
如此看来，物业税只能利民生，而不会伤民生。现在开征物业税，虽然不是必然中的必然，实施的条件也不够成熟。不过，从长远看，开征物业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如果房价持续虚高，中央政府近期快速推出物业税也不是不可能。
要民生还是要GDP
《中国企业家》刊登了一篇名为《出租车司机的“房价论》”的文章，其中的故事值得我们反思：
“房价肯定是降不下来的。地价这么高，房价能降下来吗?为什么地价这么高?是因为地王啊。为什么有地王?是因为政府希望多卖些钱啊。”他说。
“你觉得地王合理吗?”我问。
“存在就是合理的嘛。政府跟开发商穿一条裤子。要发展经济，得靠房地产。为什么必须得靠房地产?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除了房地产再找不到像样的产业了。”
“楼市会崩盘吗?”
“不会。等这阵风过去了，楼价还会涨。这会政府打压，等一放开，又会供不应求。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再说，政府敢让开发商破产吗?不敢。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绑架了银行，开发商的钱都是跟银行借的。开发商要是破产，银行就完了。”
可见，房产是多热的话题，连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也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每个人似乎都能一竿子看到底。这个复杂而又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总会培养出一些理念和情绪。比如，对房产高价头头是道的分析，对当前状况的不满与厌恶，以及对“调了又高，高了又调，调了还高”的失望。
期待是一种力量，一旦没有期待，人们可能会以负面的形式表现他们的不满，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罗森塔尔效应。
中国的GDP主义，已经成为较为严重并流行的官场学问。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GDP的增长，固然能给我们种种实惠——国民经济增长水平提高，政府税收增加，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足。
但是，如果过分偏重GDP，就有可能过犹不及。我国目前的体制仍然是竞技制的，力争赶超英美，GDP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道也最重要的考核压力。GDP越高，就说明他们越有政绩，他们越有面子，则很有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如果GDP垂头丧气，他们可能会很自然地被贴上“能力差”的标签，他们可能就会在仕途上止步不前。
同时，由于官员任职具有暂时性和流动性，对官员考核也是非延续性的，官员到哪个山头唱什么歌，考核政策也紧紧跟随，至于官员在调任之前的业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不少地方官员产生了“火一把就走”的想法。因而，安居乐业这个历史久远的长期工程相比，他们更在乎他们任时GDP数字是否更好看。
除了单纯的GDP考核，不少官员对“面子工程”相当关注。面子工程，顾名思义就是在面上的，能够让官员长脸的工程。现在的面子工程不在乎集中于拔地而起的建筑物，哪个地方的楼高，广场大，商业区装修得“金碧辉煌”，官员的面子工程就越漂亮。
无论是增加GDP，还是兴建“面子工程”，都需要钱，而且短期内大量需要。哪里才是地方财政的钱袋子呢？中国“富中央，穷地方”的格局，决定了向中央要钱不现实。大力发展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不行，地方政府的财务进账要“只争朝夕”，不管是制造业还是第三产业，都见效太慢。紧赶慢赶把摊子铺下了，效益刚露尖尖角，就要调任了，为下届作嫁衣裳了。
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相比，房地产有着得天独厚的“短，平，快”优势。买一块地，就有几个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收入。除了土地出让金，还有一大笔房地产税收。多征几块地，多盖几座楼，轻轻松松，就能改变GDP晴雨表，其他产业有再大的能量恐怕也没有房地产这样的大手笔。
如果中央动真格的，房地产商没有活路，政府的土地收入“水落船低”，GDP增长的如来神笔没了，“面子工程”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做了，当地政府当然一万个不乐意。
从长远看，当地政府“一叶障目式”的GDP主义，同样会损害当地经济。高房价固然可以催生当地的土地换成更多的真金白银，但是，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房地产“一业独大”，破坏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力。一旦有一天政府无地可卖了，又该给老百姓一个怎样的经济局面？
要民生，还是要GDP？这是一场事关政治、利益的博弈。毕竟，楼市的事，只有钱说了还不算，调控到底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情形看起来很麻烦，似乎无论怎么做，都不会出现多赢的局面，房价问题已从经济问题转变为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的政治问题。
房价高的根源不外乎供求不平衡与地价高。单方面控制供方过热与压制需方的购买意愿，治标不治本，政府宜在供给上下功夫。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建设即是证明。不过这几年，保障房的势头又有减弱的趋势，令人堪忧保障房到底能走多远？
市场中引入的竞争因素，小产权房。只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措施完善，物美价廉的小产权房会在房地产市场引起鲶鱼效应，既能增加住房供给，又能增加农民收入，何乐而不为？
此外，土地财政以及引起政府疯狂追求土地财政的GDP主义也需改弦更张。
年轻人一定要买房吗？
对于有购房能力的年轻人，买房无可厚非，我们鼓励他们买房，一来“安居才能乐业”，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生活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二来可以刺激房产经济的发展，促进房地产业的繁荣。
对于没有购房能力的年轻人，则建议不要买房。没有购房能力，却“打肿脸充胖子”，霸王硬上弓，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
首先，没有购房能力的年轻人购房，是一人购房多人“受刑”。没有那个金刚钻，还想揽瓷器活，自然要借助外力。为了凑房款，他们四处“搜刮民脂民膏”，不但父母的存款被系数“抢”走，其他亲朋好友也被扰得鸡犬不宁，原本和谐稳定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其次，购房使购房者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还来不及享受家的温馨，就顶着房奴的帽子，卷入无休无止的“锱铢必较”的省钱大运动中。然而，即使节衣缩食、一分钱分成两半花、发扬愚公精神，也难移债务大山。
最后，房子成为购房者生活和事业的双重绊脚石。一旦购房，购房者的生活重心发生战略转移，从享受生活、提升自我转移到首付、按揭，一切以“首付、按揭”为中心。大部分工资都用来支付债务，购房者既没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提高生活品味、拓展生活空间，也没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改变当前的工作现状，如跳槽、创业等。这是因为，每月的按揭需要购房者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曲线，倘若收入曲线出现断裂或者陡然下降，他们的按揭还款就打水漂了。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呈阶梯性的，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只有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才有可能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住”作为人的生理需求，属于最基本的需求，所以，住房是实现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要的重要资本，这与我们前面所讲的“安居才能乐业”异曲同工。但是，很多年轻人出现认知误区，把住房片面理解为买房，没有购买能力也要硬着头皮买，最终导致种种不良后果的出现。而事实上，租房一样可以满足“住”这一生理需求，并解放了房奴，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向更高的需求层次迈进。
到底是什么让亚当变得神志清醒？这种难以察觉的现象，是怎样跟大脑这样一个容易察觉的身体器官联系起来的？他的大脑重约1.5千克（或0.25磅），看起来、摸起来都像是凝固了的果冻。它跟一颗花椰菜差不多大，然而其大小跟智商高低没有联系，不管脑容量和重量如何，每个人的大脑里容纳的神经细胞和神经节的数量大致都差不多。
意识不同于我们知道的其他任何东西。从根本上说，思维、情感和概念都迥异于构成我们周围环境——就此而言，也包括宇宙——的所有事物。我们头脑中的意识既摸不着、看不见，也没法测量。我们也无法将它放置在时空中的任何地方。
意识的不同层次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外在的物质世界或内在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同时聚焦于很多截然不同的客体或知觉，或者细致入微地仅仅追踪其中一个。我们还可以体验到不同深度的意识，具体情况取决于意识是一闪而过、转瞬即逝还是记录并编码到记忆中以备将来回忆。那么，意识知觉到底来自大脑何处？是否某些意识比其他的更重要？
在大脑苏醒、意识思维被唤醒的过程中，大脑外层尤其是额叶的神经细胞活动或许是最重要的。如果来自你身体其他部分的信号刚刚抵达大脑深处，当传输至大脑皮层的“高级”区域时，你只需大约半秒钟就能意识到这个信号。这些区域是大脑的外层，由一些紧紧堆积在一起的脑回和脑裂构成，仿佛大脑的这个部分一直在试图扩张，但却被限制在头骨构成的坚硬小盒子里了。额叶位于额头的后面，它仅在某种体验变得有意识时才会活跃起来。正是大脑皮层——大脑的整个表层——使得人有别于其他动物，并将意识和智慧这两种无价之宝赋予我们。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我们拥有的额叶跟其他动物相比大得出奇，只有海豚和大象跟我们稍微有点接近。
而脑干本身则位于大脑深处一个被称为网状激活系统（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RAS）的区域。恰恰是这个区域，能够接收有关外部环境的感官信号，并将它传输到皮层，刺激后者，使之准备好采取行动。这是你的首要唤醒机制，正是它，让你早上对闹钟、尿意或你女
儿噩梦后的尖叫声做出回应并醒来。RAS还可帮助你调节自主神经系统——这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但你对它无法实施自动控制——并在控制心率和调节呼吸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AS也会影响到其他主要的身体功能，如消化、流汗、小便甚至性刺激。此刻，从亚当膨胀的膀胱传来的信号，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他早上醒来时经常会勃起。这很可能要归结于他的RAS。
可是，他的眼睛如何自动睁开呢？它们又怎样在几乎一团漆黑中辨别出他卧室的形状和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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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艾教授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对中国所处的内忧外患，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更特别，更接地气，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有诸多借鉴意义。
——北京创联嘉和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