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保障和最基本的风险，都是大自然。
　　对河流来说，改道很正常。
　　对山体来说，滑坡很正常。
　　对地球来说，风雨都正常。
　　于是，泥石流可以直达好莱坞脚下。飓风可以席卷纽约。暴雨可以淹了北京。地震威胁着东京。
　　在洛杉矶，人们挖掘巨大的沉砂池，反复“接收”泥石流。
　　在密西西比河，人们筑起大坝抵抗洪水，谨慎地预防河流改道。
　　在冰岛，人们用巨大的水管冲向爆发的岩浆，试图使之冷却下来。
　　房子被泥石流毁掉的人仍然不愿意搬出危险区，被警告危险后置之不理最后被毁的教堂反过来诉讼政府管理不力；依靠大坝生活的渔民和工业区向管委会提出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被火山逼走的居民只能成为异乡客——自然灾害涉及的远远不止自然与人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的，是人类社会在灾难中的整体行动。
　　同自然争夺控制权的斗争由来已久，面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人类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位置，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抢夺？改造？征服？利用？还是——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没有那么简单。一切没有定论，但是值得从根本上思考。
　　普利策奖得主约翰·麦克菲先生，身处环保运动轰轰烈烈的美国，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开阔的视野来面对环境问题。他以非常客观的研究态度描写了三个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故事，详述了身处其中的人的困扰、思考和行动。政府管理部门，科学家，身处其中的普通居民，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职责，出发点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面对同样的风险。
　　在风险中生存，是必须有的觉悟。

　　一个大都市，若是地处半荒漠地带，需要从300英里外引入水源，对山洪暴发早已习以为常，位于动荡的板块交界处，还有毒性氧化物弥漫的小气候，那么它在这种试图控制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有优先考虑的事项。比如洛杉矶靠蓄水挣钱，1983年有一阵，它蓄积了价值2800万美元的水。但只用了24个小时，20英尺高的巨浪又席卷了城市，龙卷风开辟出专用快速路，泥石流自圣加百列山呼啸而来，地震撼动了整个地区，大自然之如此鬼斧神工耗费人类4000万美元。后来为防治泥石流，人们又另追加了2000万美元。
　　有人会很快发出评论：如果不是洛杉矶人保持警惕、行动坚定，以富有创造性的智谋战胜大山，在诸如此类的灾难中，大自然开具的账单可能已达到几十亿——确实如此。防护工程遍布城市后方，包括2000多英里的地下导渠和水泥加固的地上河道——其实这个工程网并非对原有河流的加固，而更像是以人工水道取而代之。战场前线，人与大山短兵相接——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区止步，灌木丛生。
　　圣加百列山脚下，散布着至少120个人工挖掘的碗状洞穴，形状与足球场类似，大小也相当。几年前，一场风暴过后，各家各户的庭院和街道上都留下了5英尺深的岩石碎片，但有一个社区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因为它恰好环绕着一个采砾场，大坑在风暴中被岩石碎片填满。洛杉矶人由此得到启示。他们开始挖掘深坑以容蓄泥石流。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是采石场——极为奇怪的采石场，因为它们是在那里等待岩石到来。它们被称为沉砂池。因为下游建着土坝或混凝土坝，因此它们又被称为拦砂坝。
　　它们坑道大敞，时刻准备蓄积泥石流——这些干涸的坑洞，紧靠着它们保护的房产。城市建设命名繁复，但这些沉砂池却似乎被人遗忘了，直到有一天《洛杉矶时报》以头条刊登了它们的名字：哈罗（Harrow）、恩格维尔德（Englewild）、扎乔（Zachau）、邓斯缪尔（Dunsmuir）、希尔兹（Shields）、大多尔顿（Big Dalton）、霍格（Hog）、东胡克（Hook East）、西胡克（Hook West）、利姆克林（Limekiln）、斯塔弗尔（Starfall）、索培特（Sawpit）、圣阿尼塔（Santa Anita）。它们像镜子前的灯泡，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50英里长的边界。但这些铁网围栏后的卵形深洞，又不仅仅寓示着防卫。它们平均间隔700码，总造价达上亿美元。这都是为了防止山体倾倒在洛杉矶之上。
　　负责沉砂池建设的部门是洛杉矶防洪署，这个名字饱含着人们的希望。当地人也把它叫做防洪署，甚至干脆简称为山洪。（“我在‘山洪’工作时，泥石流曾一夜之间就填满了一座拦砂坝，”防洪署的雇员曾跟我说，“如果雨再大一点儿，我们就得疏散整个帕萨迪纳的居民了。”）显然，用在此处的“山洪”语义已发生变化，从圣加百列山间倾泻而出的洪流中至少有一半是岩石。现在，沉砂池的主管机构已更名为“洛杉矶公共工程局水利部沉积办公室”，但人们依然称之为山洪。无论机构名称如何变更，其采用的策略始终如一。工程师唐纳德·尼克尔斯（Donald Nichols）用寥寥数语对此做出概括：“为使这一地区合适居住，必须在平原区挖掘沟渠，把泥石流挡在山麓地带，否则它会涌入平原、填满沟渠。沟渠一旦填满便毫无用处。”他还说，山下这片沿海平原人口只有800万，而这一区域的面积足以容纳费城、底特律、芝加哥、圣路易斯、波士顿和纽约的全部人口。
　　为加固山涧河床、在泥石流抵达沉砂池前将其拦截，人们又在峡谷中筑造了无数围栏式结构（混凝土条板构成的屏障）——以此将迅猛的泥石流转变为砾石阶，理论上这样能够使其对自身造成冲蚀。再向山中深入，还能看到12座颇具规模的大坝，它们建于20世纪2、30年代，兼具防洪和蓄水功能。因为位于圣加百列山中，它们也拦截了大量泥石流。其中一座——位于圣加百列河上的圣加百列坝——确实是为防控泥石流而建。现在人们对蓄水池进行定期清理，那时它已积蓄了2000万吨砂石。
　　圣加百列河、洛杉矶河和大图洪加（Big Tujunga）[大塔洪加（Bigta Hung-ga）]河是流经城市平原区的主要河流。在这一带，沟渠一旦积满岩石碎片便失去防控泥石流的作用。人们在平原上建起3个巨型沉砂池——式样和规模都异于山麓地带的沉砂池——迎接这几条河流。圣加百列河经由阿祖瑟汇入阿拉米托斯湾（Alamitos Bay）。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工程兵团在这一流域建成了一座高92英尺、宽24000英尺的大坝——它要拦截的河流却一年到头多是涓涓细流，甚至还常常干涸。人们称之为圣菲大坝（Santa Fe Dam）。只需瞥一眼，人们就能大致猜出它的故事。
　　建坝用的砾石形似土豆，大小多与西瓜相当，这表明河流水量充沛、水能丰富。这些砾石随波而来，经过了河流的打磨——这条河正是圣加百列河。在圣菲池的坝后，干涸的圣加百列河床约半英里宽，而铺满砾石的沉砂池底面宽度则是河床的4倍。沉砂池占地1800英亩，约合3平方英里，如果不是泥石流反复侵袭，这里应该早就进行房地产开发了。这里与火星表面相似，后者崎岖不平的表面也与泥石流有关，那时火星上还有地表水存在。
　　在洛杉矶河流入城市的地方，是广阔的塞普尔韦达（Sepulveda Basin）沉砂池，其中有3个高尔夫球场，它们充分论证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在洛杉矶一切都是临时用的。不止如此，泥石流、泥流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还为“洛杉矶所谓的道德败坏提供了现成的隐喻”。这段话出自已故的伦敦大学学院建筑史学教授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他对洛杉矶的热爱无人可及。他说这种败坏只是“所谓的”。他并不赞同这个说法。凭借《洛杉矶：四种生态学建筑》一书，班纳姆之于这个遭到贬斥诽谤的大都市，恰如伯里克利 之于雅典。班纳姆理解人们为何修筑沉砂池，也知道他们在防卫什么。当那些神经衰弱的文人瑟缩在道德空间的某个角落里时，山下的洛杉矶人的生活质量却在不断提高。那里有气流通过。岩块剥落的山峰下，夜晚常常十分清爽。凉爽干净的下沉气流。班纳姆说：“这一地区的等高线几乎与经济状况一一对应。”“地势陡峭的居民区毗邻着未经开发的荒野，其间狭窄曲折的小径上”满是“属于大山的丰富的物种”。
　　加迪纳（Gardena）、英格尔伍德（Inglewood）和沃茨（Watts）的居民为山下防御设施付的钱，一点儿也不比阿祖瑟和阿尔塔迪纳人少，因为岩石碎片在源地被拦截，才不会涌到下游、阻塞沟渠进而在城区内形成洪流。洛杉矶市——其不甚明确的轮廓呈触手状——有20英里的边界与圣加百列山脉毗邻，接壤地带分布零散、相互独立，就像它通过威尼斯、圣佩德罗（San Pedro）、太平洋帕利萨德（Pacific Palisades）几个小城与大海相接一样。洛杉矶县则跨过群山，深入到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腹地。当地人提到“洛杉矶”，一般不是指洛杉矶市或整个县，而是指70英里长的大道（塞普尔韦达大道）贯穿其中的城区。大道从太平洋至少延伸到波莫纳（Pomona），向北在山前形成一个繁华的小镇。
　　沉砂池规模各异——这当然与其保护的人口多少无关，而是由上游流域及其中的冲积物决定。它们大多与小型蓄水区相连，这些人工挖掘的沉砂池规模不算很大，容量一般不超过10万立方码。在干涸的池中——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一个类似钟楼的塔式建筑，上面布满孔洞，被称为穿孔管。当水、泥土和岩块的混合物填满沉砂池时，水会通过穿孔管由地下排出。当地人把这些水视为收获物。
　　像高速公路一样，泥石流防控系统一般都能正常运转，但偶尔也会发生拥堵。汽车塞满吉诺法尔家的泳池时，泥石流也涌进了山下邻近的街区。其中一支阻塞了路遇的涵洞，裹挟着砾石的波浪没过大道，夷平栅栏，填满沉砂池，溢出泄洪道，冲毁大量房屋。仅仅一场风暴，沉砂池就积蓄了60万立方码泥沙，其累计沉砂量则达到2000万吨。当然，有时泥沙岩石难免会从中溢出。
　　在德弗尔（Devils Gate）水闸——帕萨迪纳市玫瑰碗球场上游——1920年，一座大坝竣工，其唯一目的原本是控制洪水。但这个表面积超过100英亩的水库，却曾被400多万吨岩石和沙砾填平。有人在水库边上建起砂石厂，把大山放进去的东西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取出。一个工程师这样评价道：“山洪收了他一大笔钱，帮他弄碎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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