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结构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力流动的贡献，而健康人力资本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以上的回归结果也表明，若用人力资本的某一或某些构成部分作为变量来替代人力资本变量进行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都不太全面，研究结论也会有偏差，或高估其某一或某些构成部分的作用，或低估人力资本的作用。再看物质资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为0.6757，大于教育、健康和迁移的影响，这一结果与罗凯（2006）的研究结论不太一致。也就是说，物质资本仍然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其他因素、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三者之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但不显著。综合以上分析，这正好印证了“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中重要的因素之一”的观点。
分区域看，首先看沿海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1638，并且在50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健康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则为-0.0038，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589，但显著性水平较差。而内陆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695、0.0054和0.0605，但健康依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若抛开显著性水平问题，就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沿海地区小于内陆地区，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吸引了内陆地区大量的素质较高的转移劳动力，因人力资本密度过高，导致其边际产出下降，而内陆地区大量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转移后，使其人力资本密度被稀释，而边际效率增加。沿海地区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而内陆地区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均为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沿海地区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挤占了其用于生产的资本，并且沿海地区主要以非农岗位为主，因病导致劳动参与减少和效率下降，从而影响了产出，而内陆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医疗支出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或者因病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相对较小。此外，沿海地区可能生活水平较高，健康水平相对也较好，医疗保健支出对沿海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相对较小，而内陆地区因生活相对贫困，健康相对较差，医疗保健支出对其健康水平提升明显，从而导致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迁移人力资本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内陆地区的迁移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605，沿海地区迁移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为0.0589，略小于前者。这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是劳动力净迁入的区域，劳动力的迁入使得该区域资本广化，内陆地区属于劳动力净迁出的区域，劳动力流出使该区域资本深化，而就经济增长作用而言，资本深化作用往往大于资本广化的作用（李文兵，2011）。另外，控制变量z对沿海地区的影响为正，而在内陆地区则表现为负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相对经济增长而言，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紧缺，仍处于报酬递增或不变阶段，而内陆地区劳动力资源则相对丰富，处于报酬递减阶段。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一样，物质资本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现阶段物质资本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回归结果得知，沿海地区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为物质资本、教育、迁移、其他因素和健康；内陆地区各因素影响的大小依次为物质资本、教育、迁移、健康和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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