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中，我被派到学校的后勤部门帮助开展运动，做后勤人员工作，检举该部门的领导人。这个案子在当时是学校中的大案，结果搞错了。我虽无责任，但我一再动员后勤人员进行检举，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另外，我还积极参加对民众进行各种宣传的活动，如到大街上宣传抗美援朝，到平安里路西的一个教堂里讲统购统销的政策，到金鱼池宣传并表演节目，等等。
上一年级时，我比较得意的事，是到成人夜校教历史课。这不是组织派的，而是中学同学韩国藩的哥哥韩国屏介绍的。当时，北京市里的成人夜校是根据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关于加强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工作的精神举办的。我去的这个成人夜校在朝阳门南小街南头路西一条胡同的一所小学里，学生大部分是街道居民家失学的青年，人数还不少。我所以得意，是觉得自己作为团员，义务为成人教育服务，说明觉悟高。同时，我认为要想当教授就得会讲课，效果好。讲课不能照着讲稿念，所以我在夜校讲课不写讲稿，只写个提纲，以锻炼能力。应该说，这一段经历对于我后来教书有很大好处。当时认识不少同学和老师，已记不住名字了。肯定他（她）们都老了，祝愿大家活得平安快乐。记得有一次开什么会，我还在台上指挥大家唱歌。还有一次新年聚会跳舞，人很多，我不会跳，大家起着哄让跳，真出洋相。还有一次，让我演话剧，没办法，只能瞎演。在夜校期间，做了点不应该做的事。组织上说有个老师历史有问题，让我帮助查，结果也没弄出什么来。现在想，实在对不起这位老师。
上了三年级，由于我入团早两年，班上又陆续发展了几个新团员，加上两校合并后团员数量增多，支部扩大了，团支部改选时，我当上宣传委员。除了在学习上我仍坚持自己的做法外，其他方面做得还比较好。记得最清楚的是早晨上操要把同学都叫到操场上，特别那些爱睡懒觉的同学，得不厌其烦地天天叫。有一个同学总睡懒觉，我就拍他的屁股，大声喊“太阳晒屁股了”。还有，吃午饭时，要求不出声，老老实实昕广播，我当然带头，并经常提醒同学，效果还算不错。学生会文娱部要我去参加舞蹈队，我虽不喜欢干，但为表示工作积极也去了。这个学期初，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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