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走了，张艺谋来了<br> “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br> 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br> 据朱大可回忆，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劫，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赢得在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br>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以及“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br> 文章被大量转载，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br> 李劫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在银幕上向四周“团团作揖”，以换取一片‘热烈而盲目”的喝彩声和掌声。<br> 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大概是1987年，《红高粱》到上海首映时，《文汇报》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叫我务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觉得有些新意，在随后由《文汇报》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李劫说，出席那个讨论会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比如张献、孙甘露、格非等。“《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李劫说，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扫清了道路。<br> 几个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对《红高粱》的肯定，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突破谢晋模式。”李劫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成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br> 朱元璋式的传奇<br> 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br>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br> 1978年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br> 已经人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br>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劫总结说。<br> 1988年2月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br>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年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br> 5月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br> 此后，《文汇报》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红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统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br> 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吴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我们反而太敏感，很警惕，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以至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br> “谨小慎微”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缺乏崇高感’。”<br> 其实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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