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1928—1937）·多元共生》从1928—1937年这一时段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形态、“作家论”的作家历史定位、文学文体研究的规则构建、新文学史的历史编排等角度来展开，勾勒出了该十年文学批评/研究发展的主体脉络和线索，呈现了新文学批评/研究实践的丰富复杂面貌。作者不对各种批评研究成果做褒贬评价，而是让各方批评/研究的声音都有一席之地，强调该时期多元的文学批评研究的共生性。书稿勾勒此阶段新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格局，以“作家论”为线索考察这个时期关于作家的研究，缕析了这一时期新文学问题形式的批评，探究了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史写作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导言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股质疑、反思、调整乃至试图扭转五四新文化方针路线的潮流悄然兴起。首先是新文化反对派的发难。1922年1月，《学衡》诸君有备而来，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的《评〈尝试集〉》、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以集体发言的阵容，言之有据的驳难，改变了原先新文化倡导期没有阻力、一路畅通的局面。1923年8月21—22日，吴宓在上海章士钊主办的《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以他批阅大学生入学试卷为例，指出目前学生作文的白话、文言的运用都不理想，细算起来，恰好是胡适发动文学革命五年整——正是这群学生进入中学，乃至毕业、应试大学之时，其责任“应由适之全然负责”。吴宓：《评新文化运动》，《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可谓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由此他重提文言优于白话之说。也于此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小学推动尊孔读经，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让时代轮子倒退。其次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反思和调整。《新青年》的解体，马克思主义者与实验主义者的分道扬镳，标志着新文化人自我调整的开始。胡适办《读书杂志》，此为整理国故思路的发端。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胡适在该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主义”胡适《国学季刊》宣言提出“三大主义”：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06页。——清算旧文化的主张。此举旨在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整理国故，区分精华与糟粕，在保留精华的基础上重建新文化。尽管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类举措颇受质疑，但这一主张还是得到若干稳重推进改革的新文化人的呼应。郑振铎主持下的《小说月报》展开“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出版“整理和研究中国旧文学”的专号，是一种呼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是这方面直接或间接的成果。周作人、顾颉刚等也赞同整理国故：“研究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整理国故是“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顾颉刚：《我们对国故应取的态度》，载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11页。0000不少青年学生也由此转向学术，汇入“国故”潮流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整理国故对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拨、一种调整。新文化人内部，对此也有异议者。郭沫若就很不以为然：“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载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221页。茅盾也说，旧势力对新文学的反攻，正是新文学自己内部不巩固造成的。近两三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有人怀疑做“白话文”是否必须文言打底子，这是退了一步；当白话文根基尚未牢固时，有人又要搞所谓的“整理国故”，这算退了第二步。茅盾：《进一步退两步》，《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页。因此，整理国故的这一调整，如果分寸把握得不好，容易对新文化自身造成伤害。再次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等从《新青年》分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人，致力于倡导社会革命，以之替代文化改革。1923年《中国青年》《向导》《学生杂志》等联手的棒喝新诗人、抵制泰戈尔，参见姚玳玫《“青年”与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国文学学报》2013年第4期。扭转沉迷于自我的文学风气，对新文学青年作思想动员，培养社会革命的基础人群，已初见成效。至1925年前后，瞿秋白就指出，各阶层人群都在发生变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莽原杂志》，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1926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他所举的几份杂志都是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刊物，走文学创作、社会批评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之路。社会革命之风气对新文化的渗合，改变着新文学的走势。
这种变化在悄然进行着，至1925年“五卅”上海工人运动爆发，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社会局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对社会出路和制度的选择，成为两党纷争的关键性问题，阶级斗争一说被摆到桌面上。这一变化在新文学领域的直接表现是，1928年1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轰然而至。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1928年是特殊的一年。革命文学运动高调兴起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清算五四新文化，尚未站稳脚跟的新文学马上面临改道换辙的局面。革命文学运动，从文化改革到社会革命的目标转换，对文学重新定义的性质更新，文学以“阶级论”替换“人性论”的价值重建，从选材到创作方法的奔赴革命性，都是釜底抽薪式的扭转。在这种局面之下，新文学家群体的分化，就颇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整体而言，革命文学运动声音虽大，但毕竟仍是少数革命青年人的所为，从五四走过来的被排除在“革命”行列之外的新文学作者依然占绝大多数。在文坛形势陡转的背景下，多数人在沉默中观望，且走且看。1928年3月，朱自清在《一般》上发表长文《哪里走？》，以致四位朋友的信为形式，表达他内心的惶惑和不安：“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深究思想的来龙去脉，发现自新文化运动发生这十年来，社会变化有“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他说：“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朱自清：《哪里走？》，《一般》第4卷第3期，1928年3月5日。他道出了当时绝大多数新文化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惶惑和忧虑。1928年之后，新文化知识分子面临多种选择。血腥现实面前的政治选择姑且不论，局势的急剧变化也使文化改革遇上瓶颈。五四思想文化启蒙思路，在严酷现实面前，显得空洞、高蹈，有失迫切的现实感。何去何从，正处进退两难之境。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掀起，文学工具论的张扬，几乎撼动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基本价值根基。“人的文学”观念在新的形势下也发生内涵的质变，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迂回、多种意见相抗衡的重建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批评和研究重新起步。
这是一个群龙无首、多元共生的时期。不同文学观念在抗衡中并没有互相取代，而是各行其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带来了新文学实践的多元形态：繁杂的、多面的、多层的，多方砥砺共生的。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新文学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它是开放式的，在外部环境与内在坚持的互动中耦合生成。这一生成过程并非清晰的、线性的，充满目的性和必然性的，而是错综的、迂回的、多线头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一种过程性、细节化、多元互动的垒建和确立。将1928—1937年的文学批评研究摆在这一格局中，才能真正回到历史的原本状态，回到文学批评研究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形中。
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研究本属于学术史的问题。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事之秋的中国，文学为社会革命、文化运动所裹挟，纯粹的关于文学的学术批评研究很难存在，政治社会环境对于文学始终是一种制约和规定，甚至从思想观念到方法方式主导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政治观念与学术观念相缠绕，构成这种研究的特色，这其中，文学的社会学批评成为主流。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考虑社会政治现实对文学的学术研究的全面渗透和制约，才能把握这段历史的真实底蕴。
导言
第一章重建地基：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格局
第一节扭转与坚持：1928年之后的新文学生态
一、强势扭转：以清算五四作家起步
二、重新定义“文学”：革命文学理论的提出
三、自我反省：《地泉》五序言的调整
四、时代潮流裹挟下的各方坚持
五、文艺自由论辩背景下多元局面的确立
第二节确立新坐标：社会/历史批评引领主流
一、阶级论的登台：钱杏邨与革命文学批评
二、“为人生”传统的延伸：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
三、“左翼”文艺批评路线的形成：从瞿秋白到冯雪峰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落实：从胡风到周扬
第三节站在自由的角度：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另一面
一、呼吁文学纪律：梁实秋的文艺理论
二、建构诗学理论：从朱光潜到梁宗岱
三、以个人的方式介入现实：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四、我说我话：李健吾、李长之的体验式批评
五、新文学学理研究的开端：朱自清的《纲要》
第二章“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经典化实践
第一节“鲁迅”热点、“鲁迅”定位及其经典化实践
一、 众声交汇中的“鲁迅”热点和“鲁迅”定位
二、走进深层：鲁迅作品的文本细读与艺术评论
三、小品文热中的“鲁迅”笔法和“鲁迅”象征
四、进入文学史：关于鲁迅的史学定位
五、盖棺之论与鲁迅学的起步
第二节自我阐释与他人论述：“周作人”的经典化构建
一、 唱和、生成：苦雨斋文化圈的自我彰显
二、论辩的效应：两种“周作人论”的交锋及协调
三、“一座孤傲的山峰”：小品文标杆形象的确立
第三节“作家论”热潮中的作家等级化实践
一、时代性思想性价值优先的“作家论”主流
二、“作家论”写作中的几个典型个案
三、以“女”为群的“女作家论”
第四节为历史留“传”
一、记人叙事之风的流行
二、亦评亦传：关于作家的多重叙述
三、社会热点与传记写作：以“丁玲事件”为例
四、自传的史学意识和多样化实践
第三章新文学文体形式批评的美学规则构建
第一节小说文体批评的规则化实践
一、“现实主义”笔法在小说美学等级中的优势地位
二、从形式着眼：抒情小说批评的“艺术至上”取向
三、构建小说学：以“巴金”“老舍”“新感觉派”研究为例
第二节散文新秩序的确立
一、为现代散文溯源：散文秩序化的前期工作
二、文体包含思想：杂文与小品文的价值论辩
三、散文个案研究与个人的“散文史”
第三节新诗价值再衡定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批评
一、诗论诗学的多元交汇和诗群的理论表达
二、 诗评的参与：诗的观念开拓和规则确立
三、中国诗歌会理论批评的另辟路径
第四节戏剧批评和研究的起步
一、超越或推进：戏剧运动的理论探讨
二、新剧批评的多元形态
三、规范与反规范：“曹禺”现象讨论及戏剧范式重建
第四章“史”的构建与新文学的知识图谱确立
第一节撰史：新文学的秩序设计
一、初期新文学撰史的两种框架：运动史与创作史
二、新文学运动史的率先引领
三、 梳理细节：新文学创作史的艺术倚重
四、 大学课堂上的“新文学史”
五、保守主义者的另建规则：钱基博的撰史
第二节专题研究：新文学历史化、制度化的初期实践
一、 专题史研究的立场和角度
二、 社团、地域研究的历史构想
三、年度研究：编结历史时间之网
第三节《中国新文学大系》：绘制新文学的历史图景
一、搭建历史框架：理论、史料集《导论》的铺排
二、从不同角度切入：三卷小说集《导论》的各有说法
三、构筑新文学多个侧面：散文、诗、戏剧诸集《导论》的叙述
四、“选本”的历史考虑与个人角度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