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周锡瑞的研究所表明的，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也为野心勃勃的天主教教派——安治泰领导的天主教圣言会提供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稳固传教据点的机会（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教民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例如，在1895年，大刀会打败了一大股土匪，其中一些匪徒因害怕被“富人”捉拿，就信了天主教），天主教与大刀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1896年春夏，大刀会在江苏和山东交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攻击教民及其财产的行动。这些行动是苏北某地的一场土地划界纠纷引发的，与天主教的教义无关。虽然这些行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教民和传教士无一伤亡），但在此过程中，大刀会的纪律严重败坏，当大刀会由（或多或少受到欢迎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变成（绝对不受欢迎的）骚乱制造者时，（由后来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领导的）当地政府就开始转而对付大刀会的首领了。刘士端和其他大刀会首领（共约30人）被逮捕处死，虽然大刀会组织没有彻底消亡，但它在鲁西南的高潮时期已经结束了。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发生义和团起义（或者其规模没有那么大），上文所述的历史很可能不会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即使受到重视，也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然而，大刀会失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得该组织在1895～1896年的活动具有了值得回味的重要意义，也使该组织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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