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玛尼，法国作家，2016年凭借《温柔之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蕾拉于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自幼热爱文学，曾追随茨威格的足迹横跨东欧，对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是尤为钟情。17岁时到巴黎求学，毕业后在《青年非洲》做记者。
　　2014年出版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出版《温柔之歌》，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短短三个月即销售76000册，获奖后更是销量骤增，目前版权已售37国。

　　《温柔之歌》是蕾拉·斯利玛尼所著的关于一个保姆杀死了她照看的两个孩子的小说。荣获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故事灵感源自真实案例。
　　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保罗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路易丝宛如一头绝望挣扎的困兽，她的贫困、敏感、自尊，她对完美的偏执追求和对爱的占有，都在原本固有的阶级差异面前面临溃败……
　　“婴儿已经死了”，这个从结局起笔的小说包含了对当代生活的细腻分析。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支配关系与金钱关系，被一一揭示。作者冷峻犀利的笔触中渗透着隐秘的诗意，揭示着优雅生活表象和秩序之下，那巨大而复杂的黑洞。

　　阅读这部小说是件困难的事。很多时候我都不想面对这其间的惨痛。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欲望和无助之中，每个人看似值得同情地挣扎着，可是人间地狱依然在眼前成了真。众生皆苦，这句话太轻，却是WEI一合适的表达。
　　——笛安

　　文字如净水之下的卵石一样清晰，然而写的是如此残忍、荤腥的社会事件。斩获2016年度龚古尔奖的她代表着ZUI新的欧洲趣味。
　　——阿乙

　　龚古尔奖回归了它设立之初的传统，把奖项授予了年轻有为的作家。我们确信斯利玛尼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期待她更多的作品。
　　—— 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贝尔纳·皮沃

　　（通过《温柔之歌》），我很高兴看到文学不只是用来安慰、疗愈的工具，或是借以看世界的一扇模糊的窗子。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揭露的艺术，其中包含ZUI苦涩、ZUI艰难的部分。
　　——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之一  菲利普·克罗代尔

　　蕾拉·斯利玛尼为法语文学带来了新的书写向度。
　　——1987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塔哈尔·本·杰伦

　　如今，许多女性都意识到，做家庭主妇难以使她们获得理想中的精彩人生。《温柔之歌》关注的正是这一群体。
　　——1998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葆拉·康斯坦

　　《温柔之歌》将社会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家揭示了陷于疯狂之中的溺水者所有错综复杂的秘密和阴暗的命运。
　　——《费加罗报》（Le Figaro）
　　——法国书评网Babelio

　　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人们将浮在一堆玩具中的脱臼的小身体塞进灰色的套子，拉上亮色的拉链。救援队员到达的时候，小姑娘倒还活着。她应该挣扎过，如同一头困兽。房间里留下了挣扎的痕迹，柔软的指甲里残留有皮肤的碎屑。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仍然处在激奋状态，不停抽搐。小姑娘双眼暴突，似乎在找寻空气。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
　　犯罪现场都拍了照片。警察提取完痕迹，测量了浴室和儿童房的面积。地上，公主图案的拼花地垫上浸透了鲜血。用来裹襁褓的台子侧倾在一边。玩具都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封好。甚至蓝色衣柜也将会成为呈堂证物。
　　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救援队员是这样说的，警察是这么说的，记者也是这么写的。进入房间，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了下来。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瘫倒在房间里，疯子一般，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救护车的急救人员谨慎示意下，人们不顾她的反抗和拳打脚踢，将她拉起来。他们慢慢地抬起她的身体，急救中心的实习生给她服了一片镇静药。这是实习生第一个月的实习。
　　另一个女人也要救，出于同样的职业要求与客观公正。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她切了自己的两个手腕，喉咙口也插入一把刀子。她仍在昏迷，倒在婴儿床下。人们把她竖起来，给她测了脉搏和血压。然后他们把她放置在担架上，年轻的实习生用手支撑着她的颈部。
　　大楼下面，邻居们都围了过来。大部分是女性。这会儿正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她们望着救护车，眼里噙满泪水。她们在哭，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踮起脚尖，试图弄清楚警戒线里，以及响起铃声准备启动的救护车里是怎么回事。她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各种说法早已传播开来。大伙都在说孩子们遭遇了不测。
　　这是第十区的高街上一幢很好的大楼。即便邻居们彼此并不熟识，见面也都会致以热情的问候。马塞一家住在六楼，是大楼里最小的户型。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保罗和米莉亚姆在客厅中央拦了一面隔板。他们睡在厨房与临街窗户间狭小的房间里。米莉亚姆喜欢云纹的家具和柏柏尔毯。墙上，米莉亚姆挂了好几幅日本的铜版画。
　　今天，她提前回家。她缩短了会议，把案宗分析推到明天。坐在7号线地铁的折叠凳上，她还在想，今天她会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下了地铁后，她顺道去了面包店。买了长棍面包，还给孩子们买了甜点，给保姆买了个橘子蛋糕。保姆最喜欢的橘子蛋糕。
　　她想着要领孩子们去马术训练场。他们还可以一起去买东西准备晚饭。米拉也许会要一个玩具，亚当则会在手推车里吮着一大块面包。
　　亚当死了。米拉奄奄一息。
　　“不能是黑户，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吧？要是仅仅找个做家务或者油漆工什么的无所谓。没有身份证件的人也该有工作，可来我们家是要看小孩的，那太危险了。我可不想找一个随时会出现问题，可能招来警察或者需要去医院的人。至于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纱的，不要抽烟的。最重要的是要灵活点，能专心带孩子。能干活的，这样我们就能干我们自己的事情。”保罗考虑得十分周全。他准备好一系列的问题，准备三十分钟面试一个。夫妻俩空出了一整个下午，想要给孩子们找个保姆。
　　就在几天前，米莉亚姆和朋友爱玛讨论找保姆的事情，爱玛好好抱怨了一顿照顾自己家两个小男孩的保姆。“保姆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所以她到时间就走，晚一点都不行，遇到我们有事外出的时候，她也不能临时帮我们看顾。这一点很麻烦。你面试的时候记得想到这一点。如果她有孩子的话，最好是留在自己老家的。”米莉亚姆对她的建议表示感谢。但实际上爱玛的话让她感到很是尴尬，如果哪个雇主用这样的方式谈论她或她的朋友，她肯定会斥责对方歧视。她觉得仅仅因为一个女人有孩子就排斥人家，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她不想和保罗谈起这个话题。因为她的丈夫和爱玛一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置于一切之上。
　　这天早上，他们去了市场，一家四口。米拉坐在保罗的肩上，亚当在手推车里睡着。他们买了花儿，现在他们开始整理房子。在即将排队来面试的保姆面前，他们希望留下个好的印象。他们整理了扔在地板上、床底下的书和杂志。保罗要求米拉把玩具都收在塑料箱里。小姑娘哭哭啼啼不愿意，最后还是父亲把玩具靠墙堆好。夫妻俩折好了孩子的衣服，还换了床单。他们清扫，把该扔的扔掉，绝望地试图让这间令他们感到窒息的公寓通通气。他们希望保姆们看到，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认真，井然有序，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真是老板。
　　米拉和亚当睡午觉。米莉亚姆和保罗坐在床边，有些恼火和尴尬。他们从来不曾将孩子交给别人过。米莉亚姆怀上米拉的时候，她才完成法律的学业。分娩前两个星期，她拿到了文凭。保罗到处去实习，一副乐天派的劲头。当时，米莉亚姆遇到他的时候，也正是被他这副劲头吸引。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两个人。虽然音乐制作领域已经遭遇危机，预算也大大缩减，他还是很自信，觉得自己必然能开辟出一番事业。
　　米拉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易怒，总是哭个不停。她长得很慢，既不吃母乳，也拒绝爸爸给她准备的奶瓶。弯腰站在米拉的婴儿床头，米莉亚姆完全忘记了外面世界的存在。她所有的野心不过是让这个虚弱的、喜欢乱叫的小姑娘多吃几克奶。在不知不觉中，岁月流逝。她和保罗从未与米拉分离过。朋友们都在背后嘲笑他们，说酒吧或者饭店根本没有婴儿座，但他们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米莉亚姆完全不接受自己外出时找人临时来看孩子的想法。她一个人便足以满足女儿的所有需求。
　　米莉亚姆再次怀孕的时候，米拉一岁半。她一直说这是个事故。“避孕药从来都不是百分百有效的。”她笑着对朋友们说。事实上怀孕是她预谋的结果。亚当是她不离开温馨家庭的一个借口。保罗也没有表达任何保留意见。他才被一家制作公司聘为助理，因为艺术家的任性和非常规的日程安排，几乎整日整夜都在公司里度过。他的妻子似乎在这份接近本能的妊娠中得到了充分的绽放。蚕茧般的生活让他们远离世界与他人，将他们保护得很好。
　　接下去日子开始显得无比漫长，家庭完美的机械运转卡住了。保罗的父母在米拉刚出生的时候还经常来帮他们一把，现在却长期待在自己乡间的房子里，因为房子正在进行重大翻修。在米莉亚姆分娩前一个月，他们去亚洲旅行三个星期，直到出发前最后一刻才通知保罗。保罗很生气，向米莉亚姆抱怨父母的自私和轻率。米莉亚姆倒是松了口气。她不习惯西尔维娅在他们的生活里插上一脚。她微笑着接受婆婆的建议，看到她在电冰箱里翻来翻去，批评他们购买的食物，也只好忍住不说。西尔维娅总是买有机的沙拉。她为米拉准备食物，但总是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米莉亚姆和婆婆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公寓里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翻腾，似乎时刻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马上就能打起来似的。“让你父母过自己的生活吧。他们现在还行动自由，的确应该享受一下。”米莉亚姆最终对保罗说道。
　　她还没有能够充分掂量到未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有了两个孩子，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买东西、洗澡、看医生、做家务。账单越摞越高，米莉亚姆日渐暗淡。她开始讨厌去公园。冬天的日子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米拉的任性让她觉得难以忍受，甚至亚当的牙牙学语也让她无动于衷。每天，她就想自己单独走上一小会儿，像个疯子一般当街号叫。“他们要生吞了我。”有时她暗自思忖。
　　她嫉妒自己的丈夫。晚上，她焦躁不安地替他守门。她花上一个小时抱怨孩子们总是叫个不停，抱怨公寓太小，抱怨自己缺少娱乐。等她让他说的时候，听他说录制嘻哈音乐组合的场面如何激动人心，她就会禁不住恨恨地说：“你的运气真好。”而丈夫总是反驳说：“你的运气才好呢，我更愿意守在孩子们身边，看他们长大。”这一类的游戏中从来没有赢家。
　　夜里，保罗在她身边沉沉睡去，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人的睡眠，他应该好好休息。她则独自沉浸在酸涩与悔恨中。她想到自己为学业付出的努力，尽管没有钱，父母也不支持；她想到自己拿到律师证时的喜悦，想到自己第一次穿上律师袍的样子，保罗给她拍了照，就在他们的公寓楼门前，她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和快乐。
　　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装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即便和保罗，她也不会讲起自己有多么羞愧。除了孩子们的种种古怪滑稽，或是在超市听来的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她根本没什么好说的，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她开始拒绝所有的晚餐邀请，也不听朋友的电话。尤其是女人，她很不相信她们，因为她们有时显得非常残忍。看到有人装出一副很欣赏她，尤其还很羡慕她的样子，她有时真恨不得掐死她们。她再也无法忍受，听她们抱怨自己的工作，说自己没什么时间见到孩子什么的。她最害怕的还是和陌生人在一起。他们会很无辜地问起她，她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听她回答之后，就转而谈论起所谓的家庭生活了。
　　有一天，她去圣德尼大街上的莫诺普利超市买东西，发现自己把童袜落在了手推车里，她可不是故意要偷的。发现的时候她还没到家，原本可以回到超市把袜子还给他们，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没什么意思，可她禁不住总是要去想。在这个小插曲发生后不久，她时不时地去莫诺普利超市，在儿子的小推车里放上一支洗发水、一盒面霜或是一管口红什么的，其实她根本不用这些东西。她很清楚，倘若被捉住了，她只需要扮演好一个精疲力竭的母亲的角色，人们就会相信她的。这类无谓的偷窃让她感到激动。她一个人在街上放声大笑，仿佛这样就愚弄了全世界。
　　她把与帕斯卡的偶遇看作是某种暗示。帕斯卡是她法律系的同学，他差点没能认出她来：她穿着一条过于宽松的裤子，旧靴子，脏兮兮的头发绾了个发髻。她站在旋转木马旁，因为米拉不愿意下来。“最后再玩一次。”每次她都和女儿那么说，女儿骑在木马上，从她面前转过去，冲她做了个手势。她抬起眼睛：帕斯卡正冲着她微笑，双臂微张，似乎为了表达遇见的喜悦与惊讶。她也报之以微笑，双手紧紧抓住手推车。帕斯卡没什么时间，但比较运气的是，他的约会地点离米莉亚姆家只有两步路的距离。“正好我也该回去了。要不一起走吧？”米莉亚姆建议道。
　　米莉亚姆冲向米拉，米拉发出尖锐的叫声，赖着不愿意走，米莉亚姆将微笑坚持到底，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她不停地去想自己大衣里面的旧毛衣，或许帕斯卡已经注意到毛衣磨损的领子。她抬起手，捋了捋两鬓，仿佛这样就能将枯萎、打结的头发整理好似的。帕斯卡似乎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他和她讲起自己和同届的两个同学一起开的事务所，以及让一切走上正常轨道所经历的困难和欢乐。她全神贯注地听他说。米拉没少打断她，为了让米拉能够闭嘴，米莉亚姆用尽一切办法。她一面盯着帕斯卡听他说，一面在口袋里、包里翻寻，为了找到一小块棒棒糖或是其他什么糖果，总之任何能够买来女儿安静的东西。
　　帕斯卡几乎没怎么看她的孩子。他甚至没问他们叫什么。哪怕是在小推车里安静沉睡的亚当，尽管脸蛋看上去那么宁静、可爱，似乎也没有让他产生一丁点儿的柔情，让他感动。
　　“就是这里。”帕斯卡吻了吻她的面颊。他说：“很高兴再见到你。”然后他走进大楼，沉重的蓝色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让米莉亚姆吓了一跳。她开始默默祈祷。就在这里，在街头，她是那么绝望，她真想席地而坐，放声大哭。她想抱住帕斯卡的大腿，求他带她走，给她机会。回到家里，她完全崩溃了。她看了看正在安静玩耍的米拉，然后她给宝宝洗了个澡。她对自己说，这份所谓的幸福，简单的幸福，无声的、如同坐牢般的幸福，已经不再能够给自己以安慰。也许帕斯卡会嘲笑她。说不定他已经给以前的同学打了电话，和他们讲述米莉亚姆悲惨的生活，“简直不像样子”，根本“没有人人都认为她应该拥有的事业”。
　　整整一夜，她一直沉浸在想象中的对话里。第二天，她才洗完澡，就听见了手机信息的提示音。“不知道你是否打算重回法律界。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谈谈。”米莉亚姆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她开始在公寓里蹦来蹦去，亲吻米拉，米拉一直说：“怎么啦，妈妈？你为什么笑呢？”过了一会儿，她在想，是不是帕斯卡察觉到了她的绝望，或者事情很简单，他觉得意外遇见米莉亚姆·夏尔法是他的运气，因为米莉亚姆是他所见过的最认真的学生。如果能够聘用她这样的人，将她推上通向法庭的道路，应该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米莉亚姆和保罗谈起这件事，对于保罗的反应，她感到很失望。他只是耸耸肩：“可我不知道你想出去工作。”这让她感到极其愤怒，远远比她该有的反应还要大。对话的形势很快恶化。她指责他自私，他说她的行为过于冒失。“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们怎么办？”他冷笑道。突然间就将她的事业心化为笑谈，让她更加觉得自己千真万确就只能被关在这间公寓里。
　　冷静下来，他们耐心研究了各种可能性。现在是一月末：根本就不能指望在幼儿园或托儿所拿到名额。他们在市政府里没有熟人。如果她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在紧急情况不能求助于政府救济，因为收入超过了规定；而请个保姆又似乎捉襟见肘，这就让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牺牲变得不值。这也是他们的最后决定，保罗说：“如果把加班时间考虑在内，保姆和你大概挣得差不多。但是好吧，如果工作能够让你快乐……”这次交流给她留下了无穷的苦涩。她恨保罗。
　　她希望能把事情做好。保险起见，她去了社区才开的一家事务所。小小的办公室，简单的装修，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人站在里面。橱窗的正面放置着漆成蓝色的新生儿衣着用品箱，上面画着星星和金色的小单峰驼。米莉亚姆按下门铃。老板娘透过玻璃窗打量着她，随后慢腾腾地站起身，把头从门缝间探出来。
　　“有事吗？”
　　“您好！”
　　“您是来登记的吗？我们需要完整的档案。简历，还有您以前雇主的签名意见。”
　　“不，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为孩子来的，我想找个保姆。”
　　姑娘的脸瞬间就变了。能接待客户，她似乎很高兴，可因为刚才的轻慢又有些尴尬。但是她又怎么能想到呢，眼前这个看上去如此疲惫的女人，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竟然是那个在走廊上哭哭啼啼的漂亮小姑娘的母亲？
　　经理打开一个很大的目录，米莉亚姆探过身去。“请坐。”经理说。约十几张女人的照片打米莉亚姆的眼皮底下一张张翻过去，大部分都是非洲或菲律宾的。米拉觉得很好玩：“她真难看，那个，不是吗？”母亲推了女儿一下，心事沉沉地回到了模糊的，或是取景不太好的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竟然全无笑容。
　　经理让她觉得倒胃口。她的虚伪，红彤彤的圆脸，脖子上那条旧围巾，还有刚才那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这一切都让米莉亚姆想逃。米莉亚姆和她握手告辞，答应说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间事务所。相反，米莉亚姆自己在社区小店里贴了小广告。她还听取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将标有“紧急”的小广告大量贴进各种网站。一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六个电话。
　　这个保姆，米莉亚姆是把她当成救世主来期待的，尽管一想到要把孩子交给别人，她就会感到恐惧。她了解孩子的一切，很愿意守护这些秘密，永远不与他人分享。她了解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癖好。他们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是病了或是不高兴，她立刻就能感受到。他们从来不曾离开过她的视线，她认为不会有人能像她一样，把他们保护得那么好。
　　自打他们生下来，她总是害怕，害怕一切。她尤其怕他们会死。她从来没有说起过，不管是和朋友还是和保罗，但是她可以肯定，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有过类似的念头。她可以肯定，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睡着了，他们一定会有一念闪过，在想这是不是一具尸体，孩子的眼睛是不是永远闭上了。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脑袋里总是会出现残忍的画面，她拼命摇头，祈祷着，想要驱赶掉这些不好的想法，她会摸木头，或是握一下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法特玛女佣的手。她驱除厄运、疾病、事故，以及掠夺者对孩子错乱的觊觎。夜里，她梦到过他们突然消失在陌生的人群中。她大声叫喊：“我的孩子在哪里？”人们都在笑。他们觉得她是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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