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街灯》是一部描写自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一世纪初年，百余年间哈尔滨俄罗斯人生活的史诗性作品。十九世纪末叶，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哈尔滨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崛起于东北亚的心脏地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爆发国内战争，哥萨克士兵谢苗退居哈尔滨。他解救了正处于饥饿濒死困境中的俄罗斯贵族之女薇拉，与之结为夫妇，在哈尔滨菅草岭开办牧场，饲养奶牛。他（她）们作为*一代哈尔滨饿侨，开创了哈尔滨乳业的先河。二人生活虽贫苦，但自由豪爽、优雅高贵的气质不改，为保存俄罗斯国宝受尽艰辛。六十年代初，二人再次漂泊，远赴澳大利亚，不幸感染登革出血热，双双身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谢苗薇拉之女柳嘉，作为出生在哈尔滨的第二代俄侨，嫁给一位中国工程师。她尽一切努力，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但因不堪身心重负过早辞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柳嘉之子混血青年秦厚木，爱上来华援建重大工程的苏联专家之女卡秋霞。二人热烈真挚的爱情，成为第三代哈尔滨俄罗斯人步入新时代的象征。但因苏中关系交恶，二人只能生离死别，备守天涯。
　　二十一世纪初年，卡秋霞来哈尔滨寻找当年的恋人，虽然无果而终，但她对哈尔滨这座承载了三代俄侨悲欢苦乐和自己青春梦想的城市，仍充满热爱与眷恋之情。

　　《六角街灯》：
　　“现时，人们总爱把一些大的建筑作为城市的地标，比如说到中国哈尔滨，就经常提起松花江铁桥啊，索菲亚教堂啊，秋林公司大楼啊，等等，等等…… ” 卡季娜·科富尼科娃的汉语不甚流畅，有时还夹杂些俄语，但对于我这自幼听惯哈尔滨街头俄语而且与她熟识多年的老朋友来说，是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她话中的意味儿的。此刻，她浅浅地呷着咖啡，半似与我交谈，半似自言自语地说着。
　　“可真正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却往往并不是这些庞大而又繁复的建筑，相反，一些平时很少被人提到，却几乎随时都在你身边的小小景物，倒会像历史的烙铁一样，在你的心底留下深深的印记。可叹的是，这些带着无数人梦影和慨叹的景物，比那些大的建筑消失得更快、更彻底……不过，这次来哈尔滨，给我意外惊喜的是，有一种使我几十年梦魂萦绕的街头小景，竞幸存至今……” “哦，这倒有意思，它到底是什么呢？”我盲然四顾，一切都很熟悉，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看那儿……”卡季娜·科富尼科娃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就是游人如织的松花江江畔公园。
　　我也放眼窗外——浩淼江水，参天古柳，石砌阶梯，这一切的确是几十年过来没什么改变的，但它们真的会让人梦魂萦绕吗？其实，我知道卡季娜想说的并不是这些，想听到的，也不是这些。但是，在说到一段对双方都嫌沉重的话题前，人们不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顾左右而言他么？ 大概看出我的不解与惶惑，卡季娜·科富尼科娃放下手中的小小咖啡杯，将胳膊抬起，用手指向江边栏杆处。
　　“喏，看到了吗？那个稳固的石头底座，绿色的铸铁立柱，上大下小的六棱玻璃风雨罩，最令人难忘的，还有那酷似亚历山德拉皇后王冠的顶盖……” “你说的是那些江畔护栏上的六角街灯吗？” “当然。假如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人对孩子们讲，从前有个国家叫作苏联，他们可能一脸茫然，不知所言。可是，如果有人指着这六角街灯对孩子们说，有好多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曾在这灯下流连忘返。他们会有同感的，因为这街灯实在太美了。不论世间发生多少不可预测的变迁，它的美，连同它所见证的爱，永不改变……” 这是新世纪初年一次“哈洽会”期间的意外相逢。
　　因为是跨世纪的首届国际商贸盛会，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操办得特别隆重。报名参会的外商也特别多。翻译接待人手不够，不但把我的学生全数搬过来，连我这年近花甲的老教授也不得不出山相助。其实，我这个人是学工科教焊接的，对商贸可谓一窍不通，甚至在心底里有点厌恶，为此对“哈洽会”之类的事儿，一直是避之惟恐不及的。不过这次躲也躲不开，因为我能讲俄语，也通英语，市政府找到校方，指名要我，说会上有大型焊接工程项目，非我不可。可到会数日，并没有什么客商找我，多数来人都被花花绿绿的中国轻纺服装，还有五颜六色的中国美酒食品所吸引。我开始后悔，不该听信那些官员的话，他们惯于把事情夸大，有的没的全搅到一块儿，故意叫人摸不着头脑，以便汇报时可以随意拔高。可是，把我拴在这儿，不是白白耽误时间么，家里还有课题急等突破呢。
　　“周教授，有人找你。” 我的一个来当志愿者的女学生，领着一位俄罗斯妇女来到我面前。
　　“她来自俄罗斯，说要找一位焊接专家，我想应该是你。” “哦，您好！”我用俄语打招呼，并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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