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特罗莫》是一本比较长的小说，它是我在出版发行了短篇小说集《台风》之后进行构思的，构思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极为焦虑。
我的焦虑，不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有何改变，或写作风格有何改变。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改变，唯一改变的是与艺术理论无关的神秘外部因素；是我获得灵感的方式有了改变；而灵感这种现象是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下的。不过，我确实有些担心，因为写完短篇小说集《台风》之后，似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这种奇怪的且令人忧虑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像我其他几部比较长的作品一样，我听说了一段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逸事，这才获得了《诺斯特罗莫》的最初的写作线索。
那是一件在1875年或1876年发生的事，当时我还很年轻，事发地点可能是在西印度洋或墨西哥湾。虽然我与陆地上的人交往很少，也很短暂，但我听说有一人，趁着南美的火地岛闹革命的时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偷走了整整一驳船的银锭。
这听上去是个好战绩。但我没有听到更多的细节，也对写犯罪题材的作品不感兴趣。又过了26年或27年，我在一家二手书店看到了一本烂书。这本书是一位美国水手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写的自传。在他浪迹天涯期间，他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一艘大帆船上服役，船长和船主就是我在年轻时听说的那个盗银锭的贼。我丝毫不怀疑我认错了人，因为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地球的这半边，而且都发生在一次南美革命期间。
那家伙确实偷了一驳船的银锭，而唯一原因似乎就是他的雇主轻信了他，那位雇主可真是太不会看人了。在那水手的故事里，这个窃贼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一个卑劣的骗子，既残暴又愚蠢，性格乖僻，样子猥琐。总而言之，那么好的机会绝对不应该降临到他头上。但他有一点很有趣，敢公开地吹牛。
他常说：“人们认为我的这艘帆船上藏着好多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我才不理睬他们说什么。我总是找到机会之后才去拿一块银锭。我必须慢慢地变富——我猜你懂我的意思。”
这个盗贼还有另外一点也很有趣。在一次争吵中，这位写书的水手威胁他说：“我会把你告诉我的有关银锭的故事告诉岸上的人，那将会如何？”
这个恶棍一点都不害怕，他甚至笑起来。“你是个傻子，如果你到了岸上敢说，你立即就被人在后背插入匕首。那港口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我的朋友。此外，谁说那艘驳船没有沉没呢？我没有告诉你藏银锭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可以告诉别人过去我撒谎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最后，那位水手实在无法再忍耐那个顽固的盗贼的卑鄙，离开了那艘帆船。整个故事在那个自传中只占了大约三页纸。没有什么好说的；然而，当我仔细看完了之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共鸣，激起了我对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时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令人吃惊的，都有某种危险性，相当有趣；我回想起星光下的奇怪海滩、太阳下高山的阴影、人们在黄昏中的激情、几乎被遗忘的传说、人们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暗……或许，这个世界里还有值得写的东西。不过，我当时确实只看到了一个故事。一个恶棍偷了大量有价值的货物——这就是人们说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真假，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虚构一个犯罪故事，不符合我的口味，因为我的能力不在那方面，写出来的东西的价值还不如为此而耗费的蜡烛钱。后来，我终于意识到，那盗贼并不必写成一个真正的恶棍，或许还可以有人格，可以把他写成主角，甚至是一次革命的受害者。再后来，我又看到了那个未来变成了苏拉科省的那个衰败的国家，看到那道阴森森的锯齿状的高大山脉，看到了那片伤感的大草原，它默默地见证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都是从那些面对善恶时表现得目光短浅的人的激情中流淌出来的。
这些就是《诺斯特罗莫》这本书的模糊起源。从那个时刻起，我认为这本书在大体上就确定了。尽管如此，在写的过程中，我甚至犹豫过，就好像深入一片充满了阴谋诡计和社会革命的大陆进行一次辛苦的长途跋涉，我的自我保护直觉会站出来警告我一样。但这本书必须写完。
写这本书占用了我在1903—1904年大部分的时间；期间停顿了好几次，因为我害怕过于深入那个国家的细节会使我丧失对整体的把握。此外，每当我因想不清楚这个国家的复杂局势而停顿下来的时候，我就想逃跑，打个比喻，我会拎起旅行包，为了换一换气氛，迅速离开苏拉科，去写几页《如镜的大海》。不过，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在南美这块以好客著称的大陆逗留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当我回到家里，我发现（像格烈佛船长一样）我的家庭很好，我妻子彻底放心了，我的小儿子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也长大了。
我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历史的知识，主要取自我已故好朋友、曾驻英格兰、西班牙等国的大使、受人尊敬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写的但未完成的著作《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史》。这部著作未曾出版过——读者将会发现其原因——而我实际上是全世界唯一知道其内容的人。我通过认真的思考终于掌握其内容，这个工作绝非能在数小时内完成。我希望我理解准确，值得信赖。为了能对我自己公正一点，也为了不吓着潜在的读者，请允许我指出有几个历史典故根本就没有放进本书之中，因为我不想炫耀我的博学，而且这些典故都是真事；把这些典故说出来，可能会影响当前的形势，或直接影响与我交谈过的人的运气。
书中涉及许多类人，他们的历史，我尽全力写好，譬如：贵族和人民，男人和女人，拉丁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匪徒和政客。我写的时候尽量保持冷静，因为我自己的感情也处于矛盾之中，也会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尽管如此，我写的毕竟还是这几类人之间的冲突历史。只有读者才有权说这些人在那个特别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和动机是否值得去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个时期充满了可以信赖的友谊和无法忘怀的盛情。在我要感谢的人中，我要提及古尔德夫人，就是那位“苏拉科一夫人”，接下来是暗恋她的蒙汉姆医生，接下来还要感谢查尔斯·古尔德，那位物质利益的创造者，接下来是他的矿山——他被囚禁在那座矿山里了。
有关诺斯特罗莫，他是第二个在种族上和社会关系上存在反差的人物，他也是圣托梅矿的俘虏。对他，我感到必须多说几句。
我毫不犹豫地让一个意大利人担任主角。首先是完全可信：那时意大利人挤满了那个欧洲人的省份，只要读者继续读这本书，就会知道这点；其次，没有人能更好地与那个绰号叫“加里波第的信徒”的乔治奥·维奥拉并列站在一起，此人是老式人道主义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我需要一个平民英雄，他不受阶级规范的限制，不受现有思维定式的限制。这不是傲慢地斥责阶级规范。我的理由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艺术方面的。如果他是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肯定会涉足地方政治的。但诺斯特罗莫不渴望在一场人生游戏中成为领袖。他不想鹤立鸡群。对他来说，感到自己有力量就行了——而且只需在普通人中间就行了。
然而，诺斯特罗莫之所以是目前这个样子，主要是因为我早年认识的一名地中海水手给我的灵感。那些看过我的书的人，立即就能看出来我另一本书的人物多米尼克很像诺斯特罗莫。无论如何，多米尼克肯定能完全理解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应该是那种带着轻蔑的理解。我和他曾经一起参加过一次荒谬的冒险，可冒险是否荒谬并不重要。我很满意在年轻时候就能指挥那个男人，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因为此人的忠诚有一半是充满敌意的，而他热情一半是冷嘲热讽的。诺斯特罗莫说过的许多话，都是我从多米尼克那里听来的。我记得他总是戴着修道士的兜帽，整个脸都被遮盖住了，手扶着船舵，巡视着地平线，开口总是说：“你好，先生！”那刻薄的声音至今悬浮在我耳边。那语气非常像诺斯特罗莫的。但多米尼克是个科西嘉人，他有些祖传的自豪感是诺斯特罗莫没有的；因为诺斯特罗莫的血统更加久远。他的祖宗不知有多少代才传到他这里，他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他就跟平民一样。
他是一位平民英雄，因为总是牢牢抓住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他虽缺乏远见却又慷慨大方，因为他大肆挥霍自己的才华，因为他那男人般的虚荣，因为他对自己伟大之处的感觉是那么的含糊，因为他在忠于职守时所凭借的那绝望的、不顾一切的冲动。他丝毫不妒忌平民的力量，他蔑视做平民的领袖，却希望从平民的内部完成对平民的统治。几年之后，他已经变成了知名的菲丹扎船长，在这个国家有了自己的根基。他在苏拉科现代化了的街道上做着自己的业务，人们用尊敬的眼光看着他。他去拜访搬运工的遗孀，参加群众集会，不动声色地倾听无政府主义者的讲演，充当革命的神秘赞助人，他是受人信任、富裕的菲丹扎同志。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内心里依然封锁着那片道德的废墟。此时，他仍然是一个平民英雄。
我还要再提及在那个激动人心时代里的另一个人物：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美丽的安东尼娅”。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是一个拉丁美洲女孩的变异。然而，在我眼里，她永远陪伴在她的父亲（我尊敬的朋友）的左右，但稍微靠近背景一些。我希望她能帮助我说清楚我想说的话。在那些有机会看到这个殖民共和国诞生的人中间，她是我记忆中唯一活下来的人。如果说安东尼娅是贵族，那么诺斯特罗莫是新时代里的平民技术工人，新国家的真正缔造者。他依靠的是传奇和大胆的壮举。她依靠的是女人的本能：只有她有能力激发起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胸中诚挚的热情。
如果说有什么能吸引我再次回访苏拉科（我痛恨所有的改变），那就是安东尼娅。坦白地说，我真正的原因是——我是按照我一个情人做样板去写她的。当时我们几个高大的男生，都是她的两个兄弟的密友，经常盯着教室外的她看，把她看作我们生活信仰的旗手，只有她能毫不退缩地高举着希望的大旗。她可能比安东尼娅更热情，但灵魂里缺少安东尼娅那样的沉静。她是彻底的清教徒爱国主义者，思想上丝毫没有沾染上一点俗气。我不是唯一爱上她的人；但我最常听到她的严厉批评，她批评我的轻浮——就像可怜的德科德那样——我总是默默忍受着她的严厉批评。她不知道我爱她——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那天下午，我畏手畏脚但仍然像个不服输的坏蛋那样去说最后的再见，她伸出手与我紧紧握手，这时我心都要蹦出来了。我看到她掉了一滴眼泪，这让我喘不过气来。她最终心软了，仿佛她突然察觉到（我们那时都是孩子）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像苏拉科那么远，无人知晓地躺在漆黑的普拉西多海湾的海底，躲避开所有人的目光。
那就是我期待想再见一次“美丽的安东尼娅”（难道还会有其他原因吗？）的原因。我想看看她在昏暗的大教堂走路的样子，听听她在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苏拉科大主教墓前的简短祈祷，见识一下她心怀孝敬的心情站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纪念碑前的样子，望望她在马丁·德科德的纪念奖章前流连忘返的忠诚神态，目睹一下白发苍苍的她在广场的阳光下乘坐着她的那辆直立马车平静出游时的场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遗迹，那些正在等待着新时代的黎明到来的人，盼望着能有更多的革命，早就把她给忘记了。
然而，这仅是个最无聊的梦想；因为我在那时就彻底地理解了一点，当出类拔萃的监工咽下最后一口气，不必再为爱情和财宝而操劳之后，我在苏拉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
约瑟夫·康拉德
191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