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
宗教走出去（代序）徐以骅近年来我国政、教（会）、学三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现在讨论中国宗教走出去并非超前，而是“恰逢其时”，宗教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宗教界许多团体和个人自觉和不自觉的实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从国内政教（政府／政治与教会／宗教）和社教（社会与宗教）关系的视角来考虑宗教问题，或者是把宗教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西方渗透的载体，或者是社会建设的力量，却很少从我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宗教的作用。当前，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布局全球化、能源需求全球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复兴，宗教对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中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目标，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和倡议，就不仅具有经济和政治面向，而且还蕴含着文化和宗教面向。在国际反恐格局发生变化以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国际宗教交流和博弈将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复杂的层次以及更多边的舞台上展开。我国是传统宗教大国，具有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在海外拥有人数庞大的华侨和华裔信众团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不仅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国际治理的重要资源，而宗教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正是将上述目标和构想付诸实施的有效手段。宗教与美国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宗教走出去（代序）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大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顺国内宗教关系并形成良性互动的政教格局，而且需要具有驾驭世界性宗教事务和妥善处理涉及宗教的国际性治理问题的能力。我国的政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不可能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在我国与一些较具宗教性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尤其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宗教往往是增进关系和影响民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国处理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中，宗教是无法回避的因素；而我们要对外部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就不能不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因此，是否具备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国内外重大宗教问题的能力，实现国内宗教政策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对接，提升宗教民间交流和宗教公共外交（或称涉教公共外交）在我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与文化交流一样,宗教交流近代以来也是被西方国家所主导的领域,在全球地域上呈现出从西到东或从北到南的单向流动。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各大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心转移和第三世界的宗教崛起，从欧洲、美洲、大洋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单向宗教输出，已逐步让位于六大洲之间的宗教互动，而基于此种全球宗教格局的宗教公共外交，也开始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工具箱”中。我国开展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宗教重心转移以及“逆向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宗教作为中国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载体,尽管有上述诸多有利条件,也呈现出明显的不足：既有搭乘国家整体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便车的机遇，也有来自地缘政治环境和内生动力方面的限制。对于我国宗教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都应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宗教领域的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都是国家整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前地缘政治考量占据显要地位和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争端局势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民间对外交流的空间均受到挤压。然而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盘根错节、高度互动的21世纪，所谓“高位政治”活动的不畅和阻塞同时也为文化、宗教等“低位政治”活动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民间层次上的介入和疏通提供了一定的机遇。第二，当前世界宗教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宗教和神学上的，发达国家的世俗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化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背离上述趋势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即中国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宗教性最弱(主要指宗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以及国民宗教性较弱等)的主要国家；而美国则是发达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主要国家，两国的宗教状况均成为同类国家中的异类或例外。中国的弱宗教性决定了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的国际关系舞台上只可能扮演辅助角色。因此宗教与我国对外政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主要指理顺国内的政教关系以及提升我国处理国际宗教事务的能力，不可能借鉴和遵循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外交事务以及为对外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的美国模式。其实即使在美国,宗教在对外关系中也只是经常性和形成性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宗教实际上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进程中是缺乏紧迫赶超性的领域之一。第三，由于目前我国各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尚处于培育和成长阶段，因此在民间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活动中政府的作用仍比较突出。宗教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鉴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教分离的实践，以政府为主导的所谓第一代公共外交其实并不完全适合宗教，甚至容易授人以口实。如果只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外交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交流，那么其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的宗教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需要实现从等级制模式向扁平化模式的转变，充分发挥宗教团体在对外交流中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各宗教和宗教团体在开展对外交流中也需固本强基，加强自身的神学思想、基础设施和组织能力建设，缩短开展对外交流意愿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从而对国际社会更多地发出“中国宗教的好声音”。第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能为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但此种“国家建设型”的投入有可能改变当地社会结构和经济格局的稳定性，对当事国或地区的宗教“植被”或宗教生态造成影响，因此要防止出现亚投行版的“松土工程”。正如宗教传播不能通过武力来实施一样，宗教交流也不能用“推土机”的方式来推行。针对此种情况，我国各种宗教团体、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智库应以其专业知识、广泛的国际联系和感同身受的态度提供政策咨询建议和进行预防式的介入。第五，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及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等“中国故事”相比，由于中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教体制的差异，中国当代宗教政策和实践是一个较难讲述的故事。然而正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宗教政策和实践在认知上还存在着某些差距、疑虑、误解甚至曲解，我们更应重视宗教交流在消解这些偏见方面的作用，努力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第六，包括宗教交流在内的中外交流都是双向和互为条件的，“请进来”才能更好地“走出去”。随着中国全方位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中国文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正在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也将更多地面临自身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宗教团体”的问题。因此在宗教对外交流上我们需要把正常和合法的交流行为与非正常和非法的渗透活动严格地加以区分。在国际间正常的宗教文化交往中如缺乏基本互信，相互提防和设障，都会使合法的交流与合作受阻甚至中断。有容乃大，沉稳自信，应该成为我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基本素质，这在宗教对外交流领域也是如此。第七，无论在我国公共外交还是在我国宗教走出去战略中，宗教最大的功能和最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其促进世界和平或发挥国际“和平使者”的作用。宗教和宗教团体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宗教的“和平功能”可表现在或虚或实的许多方面。中国宗教团体在国际社会中发扬、倡导和传播传统宗教和谐思想方面游刃有余；但在作为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实际调解者和中介者方面仍显得能力不足。因此在促进“世界和平”这一终极目的方面我国“宗教走出去”的实际能力还有待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宗教团体在各种国际和地区冲突中充当实际斡旋者和调停者之日，才是中国宗教真正走出去之时。第八，笔者曾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更注重取经而非传教的民族传统”。在任何国家宗教走出去不仅需要外在的环境，更需要内生的动力。中国宗教的传统风格是“坐而论道”，是“门诊型”而不是“出诊型”的，并不特别强调对外拓展，外来宗教如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经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洗礼以及因社会条件的限制也变得较为平和而减弱了传教冲动，因此中国宗教走出去显得“内生动力不足”。然而，不以宗教拓展而以传播宗教和谐思想、提供公益慈善服务和促进国际交流及世界和平为主要驱动力的中国宗教走出去反而因此减少了阻力和引发宗教间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第九，我国周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和宗教格局相当复杂。就宗教而言，有单一宗教（指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印度教、犹太教占人口多数）为主体的国家，也有以两大宗教为主体、多种宗教并存以及无宗教信仰者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国家中，源自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有很多信奉者。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传统的“五教并进、三界携手”的传统宗教公共外交模式需要加以调整，在“五大教+”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对外宗教交流。事实上我们五大教以外的宗教和民间信仰资源（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散落在南海诸岛上和海底的民俗道教遗存）不仅是宗教公共外交和加强海峡两岸关系的有效载体，宣示国家主权和恢复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也是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的信仰纽带。第十，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侨民最多的国家，侨民是中国宗教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重要的资源和基础之一。宗教是我国海外侨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侨民宗教不仅构成了“信仰中国”的海外板块，它们也是所在国家和地区宗教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团体通常是海外侨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作为草根力量侨民宗教和宗教团体不仅可影响所在国家和地区基层民众的中国观，也可作用于相关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开展宗教侨务工作，加强与各色海外侨民宗教团体的联系，恢复和盘活散落在海外的我国宗教遗产。对推进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当前，“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我国全方面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而推动作为中华文化基础因素的中国宗教走向世界，应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实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胡锦涛总书记语）的外交方针的有效途径。中国宗教已经“走出去”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以及为宗教“走出去”提供必要服务和建立有效机制已经提上了政、教（会）、学各界尤其是教（会）界的议事和研究日程。本辑是《宗教与美国社会》改版后的第二辑，大致分为美国宗教、伊斯兰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学理论、宗教史等五个栏目，尽管此五个栏目有某些重叠之处。当前宗教研究或整体学术研究日益“扁平化”和“趋同化”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和出版如何在理论、资料、实证、对策等方面独树一帜，一直就是很大的难题，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本辑的出版除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外，还得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项目批准号：05FCZD0015）的支持。本辑编委会诸位成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生王德硕和程洪猛两位博士以及中心学术助理刘倩洁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美国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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